二爷许尚志，原名维善，与我不同姓，是爷爷的表弟，曾祖母娘家的侄子，至于是不是直系嫡亲的我也弄不清，记得那时候在乡下，邻村许家除了几户从华阴来的牛姓移民外，其他的几乎全姓许，许家的许姓人和我们北马家的马姓人见了面寒暄都相互称“老亲戚”。

       二爷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宣化村的老革命。宣化村在以前人们习惯上称为宣化八社，刚解放的时候是乡级建制，叫宣化乡，人民公社以后是甜水井公社宣化大队，文革期间分为东西宣化，人们称为东村、西村。当时我们西村仍叫宣化大队，六个生产队分别是北马、许家、西马和范家，范家是三个生产队，分别叫范北、范西和范东；东村是腰王大队，是因为姓王的居多，六个生产队就有三四个生产队名称带有“王”字，如绳王，前王，王塬上等。在文革后，公社变成了乡政府，大队也变成了行政村，我们西村仍叫宣化村，东村的腰王却叫不成了，听人说是“腰王”的名称来路不明，就改叫东宣化。

        二爷在解放前曾在西安绥靖公署、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来在蒲城县西南乡领导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在蒲城县、渭南地区行政公署和陕西省政协任过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二爷再度担任蒲城县长，大概是在1964年县委召开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时，他与原县委副书记荆克斌、副县长赵庶钦突遭围攻批判，并强加以“许、荆、赵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罪名，株连百余人，分别遭到开除、降职、降级等处分。二爷一夜之间变成了平民百姓，县长当不成了，被开除回乡务农，在我的记忆中，他当时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看过苜蓿，苜蓿是当时生产队饲养室牲畜的主要饲料。在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大队里开批斗会，二爷受到批判，缘由是二爷没有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公社大队干部说二爷肯定是对伟大领袖有意见，这在当时是天大的罪名，属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二爷在批斗会上作了深刻检讨，说他患有重病，行动不便，左眼瞎右耳聋。记得当时我们北马生产队的光棍汉羊尾巴还打了二爷，在尻子上美美地踢了几脚。

       到了1978年的时候，76岁的二爷终于迎来了政治生命的春天，他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含冤整整15载的二爷又从我们宣化出去为党工作，担任县革命委员会顾问。

      仅在两年后的1980年冬天，二爷不幸去世。闹了一辈子革命的二爷魂归故里的那一天，苍天阴沉着脸，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东西宣化的父老乡亲们来了，邻村的乡党们来了，蒲城县的单位几乎都来了，他们来给老县长送行。连当年批斗过二爷的公社、大队小队干部都哭得呜呜的，眼睛都哭红了，他们明白了二爷是被冤屈的。二爷的安葬场面宏大，光小车就有几十辆，在许家公坟前空旷的田地里停满了。县上主要领导致悼词介绍二爷的生平，说二爷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陕西华县籍的原驻苏大使潘自力，曾在唐生智部任职，国共分裂后，从湘西到南昌，投奔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回陕西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1945年冬，中共关中地委恢复了处于隐蔽状态的二爷等人的组织关系；解放战争初期，蒲城境内的非法武装较多，各地都有一些所谓“把把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地方当局造成威胁。其中较突出的一股武装力量是县西南荆姚乡的由退伍回乡军人组成的武装，其头目韩子芳系三十八军退伍团长，还乡后目睹土会黑暗，即联络回乡军人结成一伙，备有枪支弹药，既护卫自己的经商活动，又与地下党保持经常联络，1946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名枪杀了韩子芳。中共陕西省工委获悉后，即派二爷等人耐心教育动员，终于争取了韩的部下王振邦等10余人，携带武器秘密奔赴边区。关于王振邦的历史，县志上说他是蒲城贾曲怀德村人，在家里排行老四，人称“怀德老四”，早年当兵，在韩子芳部任班长等职。蒲城解放后，二爷历任蒲城县委宣传部长，县长，渭南专员公署粮食科代科长，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常务副秘书长等职。 
       在沉痛哀悼二爷的日子里，二爷昔日的战友、原蒲城县副县长刘友珊挽联“俯首为牛终生奋斗壮志未酬君先逝，刚正不阿运筹帷幄今后咨询将依谁”悼念。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村里人茶余饭后谝闲的核心话题就是二爷，他们打心眼里怀念德高望重的老县长。 
       安葬二爷后的当天夜里，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村里人都说雪是为二爷而落，老县长含冤15年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作者供职于陕西煤田地质系统，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民革陕西韩城市委会金城支部副主委，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协、陕西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