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上贡麻乡旺日乎村草场上撒药灭鼠兔。参加灭鼠兔的人员在现场指挥下排成横列前进，保证撒药不遗漏鼠兔洞。 新华社 图

灭鼠兔运动在青海持续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然而近年来环保主义者逐渐提出反思：“鼠兔并非草场退化的原因而是结果之一”；但与之相左的是，从2005年延续至今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一二期工程，政府灭鼠兔的投入却从1.57亿增投到6.5亿，累计超过8亿元。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生宋瑞玲告诉澎湃新闻，灭鼠行为却是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的重要原因。

如何正确看待鼠兔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更好地保护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使得政府在决策施行中更为科学理性，亟待政府和环保专家达成共识。

青海重金灭鼠兔半世纪

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天然湿地、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被誉为“中华水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变暖、超载放牧等因素，三江源地区出现沙漠化趋势，巨量鼠兔不仅啃食草叶、草根，还不断地掘洞翻土，使得该地区形成了大面积寸草不生的“黑土滩”，鼠兔被认为是草场退化的罪魁祸首之一。

鼠兔属兔目动物，但与普通兔科不同，属鼠兔科。

青海省农牧厅的数据显示，三江源地区曾发生鼠兔灾害面积9666万亩，占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的17%，这一地区50%以上的“黑土滩”都是鼠兔灾害所致。 草场退化问题的显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据新华社报道，1970年代到2004年期间，三江源地区发生退化的草地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40.1%。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青海省就开始对鼠兔进行大规模毒杀，前后5年间共有20个县约20万平方公里铺开了毒杀鼠兔行动。

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一期实施，国家规划投资75亿元人民币对三江源区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其中，“黑土滩”的鼠兔治理项目投资1.57亿元，是22个子项目之一，也是该工程的重点和关键之一。截至2013年，治理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

2014年初正式实施的三江源二期生态保护工程，对鼠兔的治理力度更是有增无减。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南介绍，二期工程拟投资6.5亿元人民币在三江源地区完成鼠兔防治4670万亩，除高原鼠兔外，还包括高原鼢鼠763万亩。工作将持续到2014年9月，预计效果将会在3至5年后得到体现。

李晓南表示，为确保工作顺利展开，青海方面将统一防治时间、统一调配饵料药品、统一组织和调配劳力、统一提供技术服务，通过大面积、集中连片的防治，有效遏制三江源地区鼠兔的蔓延扩展。

民间呼吁停止大规模灭鼠兔

“单纯的人为消灭一种看似有害的生物可以挽救农业或者是生态，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却是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的重要原因。经过国内外持续多年的研究，学界已经达成共识：鼠兔并非草场退化的原因，而是结果的一种体现。”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生宋瑞玲告诉澎湃新闻。

宋瑞玲说，政策文件将鼠兔定义为草地退化的原因之一，因此采取一系列灭鼠兔措施试图通过控制鼠兔数量来治理草地。但是科学研究表明，鼠兔数量增多是草地退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由于草地退化，植被盖度降低，为鼠兔的生存和繁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导致鼠兔数量增多。在草地好的地方，鼠兔不会与家畜竞争食物，且种群数量受到控制；相反，在草地状况差的地方，鼠兔密度高，同时也有利于控制草原植物数量。

宋瑞玲解释说，鼠兔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关键种，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作用。毒杀鼠兔不仅不能控制鼠兔数量，恢复草地生态，还会对高原生态系统造成二次伤害，降低生物多样性，使生态系统更加脆弱。比如，毒杀鼠兔同时，会毒杀其他一些数量稀少的鼠兔种或亚种，还会影响鸟类多样性和数量，特别是褐背拟地鸦等以鼠兔洞为巢穴的鸟类，以及以鼠兔为食物的高山秃鹫等猛禽。食肉动物如赤狐、藏狐、狼、棕熊等，也将因取食有毒鼠兔或缺少食物而减少。

高原灭鼠兔催生“鼠兔经济”

青海三江源地区的政策性灭鼠兔，持续至今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到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一期规划启动时，鼠害防治工程成为生态项目的重要部分。

长期关注玉树州三江源灭鼠工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赵翔对澎湃新闻说，在三江源一期工程的26个子项目、75亿总投资中，鼠兔防治工程占1.57亿元，是围栏、饲草料补助、生态移民外的重要项目，涉及草场3138.13万亩（面积2万平方公里，约为3个上海市的面积）。

仅以玉树县为例，2008年玉树县鼠兔灾害防治工程预算总投资302.3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81.14万元，其他费用21.16万元。项目资金全部为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而玉树县2008年的居民生产总值约4亿元，鼠兔防治费用约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

而就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一期推进当年，青海省全面取消牧业税。作为牧业大省的青海，2002年牧业税就达到7200万元，并且牧业税全部由县财政来负责支配使用，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取消牧业税，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据赵翔分析，在“后税收”时代，中央政府希望在“制度性分权”的框架下，通过一些简单的项目制，一方面以项目审批、评估为纽带，重建构建和梳理中央和地方的层层关系；另一方面给予地方资金，解决地方政府运行、开展工作的经费。灭鼠、围栏封育的生态项目，也是在这期间应运而生。

赵翔直言，政府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一般有两个“误区”：希望保护行动简单、逻辑链条直接，希望收益快速、明显。但是草场退化的原因复杂，是多重作用的耦合，往往无法清楚阐述，这就导致地方政府难以获得上级政府强大的政策支持。

因此，建立“鼠兔多-草场差-灭鼠兔-鼠兔少-草场好”这种避重就轻，简而化之的单线条逻辑链条，草场退化问题既能直接说清楚，保护行动也能明晰，成效指标也比较容易衡量。

赵翔认为， 鼠兔灭杀政策涉及多方利益，因此问题的解决也相对复杂。这需要保护生物学者、民间保护机构和政府部门开诚布公，消除科学与政策之间的障碍，形成一个满足各方诉求的方案。

在持续的民间发声后，官方灭鼠兔的车轮也在减速。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处长王孝发曾表示，在三江源二期工程实施以来，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高原鼠兔不再“赶尽杀绝”，而是进行科学的统计与衡量，保证三江源地区的生物完整性。(绿政公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