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者撑腰，高扬的是正气，得益的是事业，赢得的是人心。”近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为改革者撑腰》，文章称“对于改革者，就要通过科学的激励、用人和容错机制，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让他们可以甩开膀子谋事，而不是天天悬着心谋人”。记者梳理发现，十八大以来，已有北京、重庆、广东等多个省份出台了针对干部的“容错机制”。（5月11日《新京报》）

　　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一种吏治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建立鼓励干部敢作为的选拔导向，让那些“想为、敢为、勤为、善为”的干部有用武之地。

　　吏治向来为施政者所重视，这其中所隐含的社会治理逻辑是“天下之乱，始于吏治不修”，这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同样是适用的，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强调，选好人用对人是头等大事，要用最果断措施刷新吏治。

　　自古以来，吏治讲究的便是个严字。以严苛的制度，以不留情面的执行，保证吏治的纯粹，这也是屡试不爽的。容错机制的推出，似乎是在为严苛的吏治开了个口子，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来说，容错机制的设计，所遵循的逻辑，是在吏治中实现人性的回归。我们常常强调党性，法治等刚性的约束，这本身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罔顾了人性，便可能将干部置于工具化的境地。毕竟，无论一个干部职级有多高，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人，人性是他天然的禀性。人性虽然是复杂的，但与党性并不冲突。换句话说，每一个党员干部作为个体存在，既有其自然属性、人文属性，也有其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同样的，法治与人性所表现出的道德也存在相通之处，一句流行的话，道德是法律的底线，法律是道德的保障。

　　既然我们承认了人性的存在，就必须接受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失误，甚至是问题。接受了人性中的失误与问题，才能让干部以更大的工作热情投身到日常工作中，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好比坐拥权力者必须让渡一些个人的自由，同样的，也应该赋予他们一些“犯错”的自由，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权力的价值。回归到吏治中来，就是要让那些履行岗位职责、执行重大任务、关键时刻表现“想为、敢为、勤为、善为”的干部脱颖而出。

　　其次，为担当者负责，并非是无原则地担当。从这些省份的容错机制来看，基本上都将“官员因不可抗力导致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负面影响和损失”，符合5方面条件者可减责或免责：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符合中央和本地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经过集体民主决策程序、没有为个人或单位谋取私利、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消除影响或挽回损失。换句话说，这里的担当有一个最关键的前提，是为人性的良善担当，是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担当。

　　在各省的容错机制中，为了防止担当被过度利用，制度设计者专门列出了那些具体的情形，以细致的规范形成有约束的担当，并有专门的“防错纠错”机制，把“担当”的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

　　于此而言，为担当者负责，为敢于负责者负责，正是以制度为人性托底，实现更好的吏治，当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