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地质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史记》是一盏引路明灯，让我们穿越千年时空，重温先辈创业经典：《史记》是一个管理智库，让我们在轻松阅读中，学习企业成功经验；《史记》是一面励志明镜，让我们在热血激情中，领悟人生大道之境。从史记中学习管理，在管理中参悟人文，在人文中领略大道。
一、《史记》中关于地质、矿业的记载有多处
地质学是关于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外部特征、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地质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地球资源、维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有许多应用地质知识的实际经验，产生了地质思想的萌芽，但未能上升成为科学。
读《史记》就不难发现，在秦末汉初常有彗星出现，这到底是什么天文、地质原因？天文地质属于科学范畴，《史记》是汉武帝时司马迁写的，秦末汉初相当于当时的近现代，这些自然现象的资料比较丰富，记录得也就比较多。古人把罕见天象、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在社会动荡时也就更关注这些自然现象，这可能也是记录较多的一个原因。兴修水利，对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而由政府集中人力物力，也就能完成那些巨大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关中诸渠、京杭大运河等，都是世上少有的。在上述的生产活动中，都需要有一定的地质知识，同时也必然能增进对地质的了解，遗憾的是，大概多仅仅成为师徒相传的经验而少有文字记载留下来，更少见经过逻辑思维得出能说明因果关的理论。
譬如对矿藏的探寻，从《史记. 货殖列传》的记述可以看出，赵国的铁业世家卓氏，在秦灭赵国后，被抄了家，被迫迁往巴蜀，别人还有点财产，可以贿赂官吏，争取留近一点的地方，他没有东西去贿赂也不想留在近处，两口子推着小车来到西部部山区临邛，“即铁山鼓铸”又成了大富翁。齐国的程郑，魏国的孔氏，也是原来从事冶铁，被迁到新的地方，不久又能重操旧业。证明他们已有一定的找矿经验。这种经验，在战国时编成的《管子》一书中，已有所反映，如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
二、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入侵以后，中国人最先感受到的是洋人坚船利炮的厉害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1785-1850）注意到了英国船上的大炮，射程可达十里，是我国的大炮所不及，所以我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认为如能造出和洋炮一样的大炮，不愁打不过洋人。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1794-1857）更明确地提出，应当学习洋人具有优势的技艺以制服洋人。为了富国强兵，中国人开始自办矿业；在交了许多学费以后，认识到自己培养地质人材的必要。地质学是作为兴办矿业的教科书从西方传到中国的。清同治年间，曾国藩在安庆设局试造轮船等洋器；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自此，兴办新式工业，一时成为风气，开头以兵工为主，以后扩展到民用。这些工业要生存和发展，少不了原材料和能源，原有土法生产的煤、铁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提出了兴办现代矿业的要求，一些近代煤矿企业就应运而生。
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见于《史记》，《汉书》中也有类似的文字。然而，陵墓中究竟有没有水银始终是一个谜。这只有通过地质勘查、考古发现才能得出正确答案。现代科技的发展为验证秦陵地宫埋水银这一千古悬案提供了必要的前题条件。段清波、张颖岚利用秦陵考古勘测的成果解决了《史记》中“穿三泉”的千古困惑(《考古与文物》21302年增刊)。1981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谢学锦建议将勘查地球化学的汞量测量技术应用于秦始皇陵的考古。地质学专家常勇、李同先生先后两次来始皇陵采样。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始皇陵封土土壤样品中果然出现“汞异常”。相反其它地方的土壤样品几乎没有汞含量。科学家由此得出初步结论：《史记》中关于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也为推断陵墓座向、地宫位置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对于判断有关文献中秦始皇陵曾多次被盗掘、焚烧的说法是否准确的问题提供了依据。现代科技采用航测遥感勘探技术终于解开了地宫埋“水银”的千古谜案。 至于地宫为何要埋入大量水银？北魏学者郦道元的解释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岛岛岛，具地理之势。”原来是以水银象征山川地理，与“上具天文”相对应。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恋爱的故事使我们知道，邯郸地区的铁矿开采得比较早,在西汉时期的蜀郡已经有了开发矿业，培养出来一批懂得采铁冶炼的人才。不然,当卓致富的卓王孙等人迁往蜀地时,就不可能主动要求到偏远的蜀郡去。《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蜀卓氏之先,泣山去开发矿业。”战国时代由于矿业的发展和冶铁术的进步，在攻城的包围战中已开始运用地道战术，在地道战中已开始用冶铁鼓风炉设备作为武器，往往鼓动“炉橐”，把烟压送到敌方所挖的地道里去，以窒息敌人。自然，要进行冶炼就少不了燃料煤炭。由此可见，煤炭在当时已经较为广泛地利用，当时的人们肯定也懂得一些简单的煤炭探采常识。
三、中国古代，在三国时期留下的文献中，就已出现“地质”一词
这是哲学家王弼（226-249）为《周易》这部书作注释时，用它来表示地的品格、本性，地在这里被人格化了；“地质”被解释为地有生长万物之性。待到西方科学传来，人们找到“地质”这个古词作为 GEOLOGY的译名，它才有了科学的涵义。地质学提供的地球万物无不在演变进化的证据，有力地震撼了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众所周知，严复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发了中国知识界优秀分子的危机感，而进化论的建立，实有赖当时古生物学、地质学所取得的成就。达尔文在环球旅行中，随身携带着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且细心地加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也离不开对地质学基本原理的了解，常以地质学的知识来论证其政治改革的主张合乎宇宙公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孙中山等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均从地质学的启示获得矢志改革的精神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协和女书院院长、美国公理会麦美德女士（S.Luella Miner 1861-1935）根据丹那、盖克（A.Geikie 1835-1924）、勒康特（Leconte）等人写的教科书，吸收了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庞培勒(Raphael Pumpelly 1837-1923)等人的考察成果，用中文编出了一本《地质学》（TEXT BOOK OF GEOLOGY），于1911年即宣统末年出版，这是一本反映了当时科学水平，颇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地质学教科书，对地质学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作用甚着。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建立，墨美德女士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和工业的发展，使得石油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和工程地质学陆续形成独立的分支学科。在地质学各基础学科稳步发展的同时，由于各分支学科的相互渗透，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与地质学的结合，新技术方法的采用，导致了一系列边缘学科的出现。地震波的研究揭示了固体地球的圈层构造以及洋壳与路壳结构的区别 ；高温高压岩石实验研究，为人们认识地壳深处地质过程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地质学研究从定性到定量的过渡，并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发展。20世纪50～60年代，全球范围大规模的考察和探测，使地质学研究从浅部转向深部，从大陆转向海洋，海洋地质学有了迅速发展。同时古地磁学、地热学、重力测量都有重大进展，为新的全球构造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这个基础上，德国的魏格纳于1915年提出的与传统海陆固定论相悖离的大陆漂移说得以复活。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赫斯、迪茨提出的海底扩展理论较好地说明了漂移的机制。加拿大的威尔逊提出转换断层，并创用板块一词。60年代中期美国的摩根、法国的勒皮雄等提出板块构造说，用以说明全球构造运动的基本理论，它标志着新地球观的形成，使现代地质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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