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山西古交东曲煤矿。

　　没有阳光，寒风抽打着远处的瘦山。风起处，碎叶哗啦啦作响。这是刘建华在煤矿的第32个冬天。熬过这个冬天，他就可以彻底离开煤矿，回兰州老家。

　　在东曲煤矿，刘建华是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矿工，工友称他“老刘”。1978年，国家把古交矿区列为全国能源开发重点项目，作为基建工程兵的老刘随团参与矿区建设。

　　从那时起，老刘就没有离开东曲矿，时间一晃就是32年。从综采队、掘进队到运输队，老刘几乎熟悉每一个工种、每一道工序。他习惯了这个行当，离不开甩不掉。

　　骤降的气温冰冻了整个屋子，老刘搓着双手不停向窗外眺望。他披上仅有的一件棉衣，跺脚取暖。

　　一辈子与煤打交道，老刘心里说不出是喜，还是悲。“如果能重新选择工作，傻子才来煤矿。还不是为了家，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一旦成了"煤黑子"，再改行很难了。”老刘反反复复地念叨这句话。

　　老刘一辈子没有离开煤矿，在煤矿流传着一个人人皆知的段子：“远看煤矿像天堂，走近煤矿像牢房。人人都说煤矿好，傻冒才往煤矿跑”。

　　大概也是从2001年开始，煤炭市场由萧条开始复苏，煤价从2001年的60元/吨疯涨到2003年的300~400元/吨。煤炭被冠以“黑金”的称号。

　　资本和劳动都涌入山西。拥抱资本、轻视劳工，是经济启动初期的普遍现象，但在这场“黑金”开采的竞赛中，资本在狂欢，劳工则只能独自抚平受伤的伤口。

　　煤黑子的家

　　东曲矿北面一座6层建筑，是煤矿“单身楼”。是背井离乡的矿工们的“家”。

　　楼道里充斥着骚臭的气味，地面上一滩滩污水，拆卸下来的旧门板横竖挡在路口。在十几平米的空间里，挤满三张床，除简单的洗漱用具之外，老刘们再无额外的家当。

　　在这样的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暖气。除了睡觉，他们没有任何业余活动。悬疑小说、情色读物是他们消磨时光的唯一工具，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中。

　　老刘和矿工的娱乐生活仅止于此，井下工作占了绝大多数时间。

　　东曲矿实行轮班制，一天三班倒，24小时煤炭生产不停歇。相对于他人，老刘上班的时间（13:30~9:30）已经非常优越。天气好的时候，他还能从宿舍出来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

　　而早班工人则过着“两头见不着太阳”的日子。他们一般早上5点半起床，吃早饭、换工装、开班前会、下井，8个小时后就到下午4点，如果生产任务紧张，出井时间大大延后。洗澡、吃饭后，天已经黑了。

　　老刘说：“在井下，除矿灯微弱的光以外，全是黑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没有任何改变。”

　　像这样的日子，老刘已经过了30多年。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任何争取权利的手段。因为，在东曲煤矿门外，还有成百上千的工人等着涌进来。出矿远比进矿容易得多。

　　“没有人敢提出任何意见，矿工只能默默承受。”老刘说。

　　最兴奋的时间是每月底，这是矿上发工资的日子。冲一个热水澡，吆喝三五工友喝两杯汾酒，吃一顿肉。无疑，这是人最为原始、最简单的享受。

　　但酒精的刺激难以消释矿工们内心的压抑。老刘说，在煤矿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每月底矿工要定额向队长上缴“份子钱”，200—300元不等。“工人赚得多，上缴越多。队长掌握统计工时大权，如果不交或少交，工时将被克扣，或者计迟到罚款。”

　　五块石头中夹一张肉

　　老刘说，他害怕了一辈子。

　　冒顶、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种种威胁潜伏在煤黑子身边。老刘眼睁睁地看到工友活活压在煤板之下，身体连同迸出的血迹都被压得严严实实。简单处理后，采煤作业面再被风机声、采煤机声和煤尘填满。

　　在井下，脚趾、手指骨折时有发生，生产巷道也远远没有主巷道宽敞明亮。工人们既要注意煤壁上的锚钎，又要注意脚下的坑坑洼洼的路，还要注意给迎面的煤车让路。“在巷道里稍有不慎就被煤车挤伤。”

　　“瓦斯爆炸最为可怕，在几秒钟内夺走人性命。”说到此处，老刘眼睛睁大，皱起的额头渗出汗珠。

　　瓦斯无色无味，瓦斯突出时夹杂着煤像瀑布一样喷射出来，巷道里弥漫着煤雾，能见度极低。按照煤矿安全生产规定，瓦斯浓度达到1%就要撤退，1.5%就要停电撤人，5%便是爆炸极限。

　　“在瓦斯爆炸事故中，在跟前的人能被爆炸产生的几千度高温烧焦，离得远的则被爆炸产生的一氧化碳放倒，再也爬不起来。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把3000米外的钢筋混凝土击碎。”

　　在老刘的记忆里，这种故事讲不尽、说不完，也数不清。一边说话，他一边向远方的山沟张望，遥望是唯一的祭奠方式。山沟底埋葬着永不知名的矿工，没有人知道数量是多少，更没有阻挡后来者下井的脚步。

　　矽肺，矿工称为“吸粉病”，无人能逃。症状严重者呼吸困难，肺泡里塞满煤尘、岩尘。有的矿工退休（退休年龄55岁）后，没有几年就爬不起床来。

　　老刘不断地描述井下的工作场景，风机吹起一阵阵煤尘，渗入皮肤和毛发，同时作业的工人相距一米仍需要大声呼喊才能听到。

　　在工人的前方、上下左右都是巨大的煤板，在这里面行走，工人们形象地称“五块石头中夹一张肉”。

　　钱砸在桌子上咚咚作响，

　　我的心怦怦急跳

　　没有钱、没有关系、没有门路，老刘的一辈子留在了长长的巷道里。

　　东曲矿矿工河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居多。本地人找找门路，多从地下走到地上，越爬越高。

　　留在井下，还是回归井地面？老刘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东曲矿，可以花20万元买一个综采队队长，当年就能翻本，每年保守收入40万以上。矿工们玩不起这个游戏。”老刘轻轻掩上宿舍门，小声说。

　　“财务科、机电（供应管理）科是两大最为吃香、最能捞钱的科室，收入、地位和待遇远远高于一线、二线工人。这些外地人想都不敢想。”说着说着，老刘把声音压得更低。

　　在东曲矿，生产单位属于一线，包括综采队、掘进队、开拓队、排矸队、保运队、准备队；生产辅助单位则为二线，包括机电科、通风科、运输科、安装队等。按风险因素划分，一线工人面临的威胁远高于二线，机关科室才是真正的“白领”。

　　这是山西煤矿——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相同的游戏规则。

　　说到这里，老刘开始躁动不安——不是为命运不公，而是游戏规则太夸张。

　　老刘说：“例如，一些机电设备的使用寿命是10年，但使用到第5年时，机电科申请折旧，不用经过任何部门评估认定，只需科长同意，淘汰下来的设备按废旧材料处理。更有甚者，在采购设备时，机电科额外增加采购量，随后低价变卖给关系好的小煤矿。”

　　另有更夸张的游戏规则。“如果煤矿生产任务是300万吨，实际超产200万吨。煤矿方面只向矿务局上报100万吨的超产，剩余100万吨则被个人瓜分。”这是老刘知道的最劲爆的“内幕”。

　　或许是命运弄人，山西本土富豪很多出身矿工。山西古交张新明便是其中之一。

　　其仰仗煤炭红利，从草根成长为山西省首富。古交人以其为榜样，“煤炭大王”、“太原市第二组织部长”、“山西赌王”是民间对张的称谓。

　　赌博是煤老板们寻找刺激的游戏。

　　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刘混进了古交煤老板设立的赌场，这次境遇让他今生难忘。在煤老板圈子里，几千万元的赌注再正常不过，10万元的赌客都没有机会入场。对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左右的老刘而言，千万元都是天文数字。

　　老刘说，他亲眼看到有人把一捆捆十万元的钞票从赌场二楼扔到一楼赌台。“钱砸在桌子上咚咚作响，我的心怦怦急跳。眼前一阵眩晕。”

　　资本和劳工的天平

　　这是“煤老板”的时代。

　　逐利性让煤老板不择手段获取煤炭资源，这其中包括官商合谋与寻租性腐败。煤老板在支付大量交易成本之后，疯狂开发资源，他们考虑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谋取超额利润。

　　贪婪与逐利之风盛行，没有矿主为资源和环境负责，为工人的生存条件负责。老刘和工友们始终被压制在矿井之下。

　　伴随煤炭经济的升温乃至火热，天量资本介入煤炭领域，甚至出现资本过度炒作之势。一个矿井从一个矿主倒给另一矿主，溢价高低完全取决于资本介入规模。

　　与此同时，煤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这其中，2008年底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尤为典型。该事故导致265人遇难，1000多人受灾。事故直接原因是非法矿主违法生产、尾矿库超储导致溃坝。这次事故，导致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矿难是悬在山西省政府头上的利剑。自2008年起山西省启动煤炭兼并重组风暴，关停小煤矿，重归国有。

　　山西省学界人士估算，此次煤改大约有1400亿元资金从煤炭领域退出。山西也正式被确定为“国家级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区”，现代煤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是山西转型发展的路径。

　　“煤黑子”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吗？

　　作者：王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