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单纯刚、罗宇凡）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拉动了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但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迫使煤炭企业超强度、超环境容量长期超能力开采，引发了煤炭资源型地区环境、安全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致使煤炭供给向生态环境弱化的晋陕新及内蒙古地区集中。”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陈雪枫说。

　　陈雪枫代表介绍，从2005年到2008年三年内，山西煤炭净调出量由3．56亿吨增长到5．40亿吨，增长了51．68％；内蒙古煤炭净调出量由0．80亿吨增长到2．60亿吨，增长了225％；新疆、宁夏等地的煤炭净调出量也有较大的增长幅度。

　　陈雪枫代表说，我国煤炭赋存生产地与消费地相异，除晋陕内蒙古地区和新青地区，其他地区的煤炭资源开采已达最大化状态，未来煤炭资源呈现逐步枯竭状态。据有关机构研究，预计到2020年我国对煤炭的需求将达到35亿－40亿吨，煤炭产能增加只能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而这一地区正是生态环境脆弱和水资源贫乏的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保障和煤炭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陈雪枫代表认为，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煤炭资源型地区不能再走以忽视和牺牲环境效益、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经济的老路。应控制开采总量，推行绿色开采，走资源利用率高、环境保护好、安全有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陈雪枫代表建议，应以环境容量为前提，科学控制煤炭开采规模。煤炭开采受生态环境、水资源、资源赋存条件、开采技术等多方面的制约，煤炭资源型地区应根据环境容量合理开发和布局。不足部分可以充分利用世界煤炭市场资源。逐步降低能源对煤炭的依存度，减轻能源需求对煤炭开发的压力。

　　另外要发展先进技术，实现绿色开采，推行资源与环境协调开发。绿色开采的内涵主要表现在，改革开采技术减轻对地表的扰动和水土破坏、减少废弃物排放，如采用保水开采技术、煤与瓦斯共采技术、采矿与生态恢复一体化技术等，达到“资源与环境协调开发”的矿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对此国家应制定相应的鼓励或优惠政策。

　　同时，加快对煤炭资源型地区科学产能和环境承载容量的研究，建立煤炭开采地区超能力供给的国家补偿机制。从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资源储量、环境容量、科学产能、补偿标准、责任义务等方面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