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天,泸西县城下了一场雨。表面看来,县城和往常一样平静。只是走到大街上问任何一个人,他们都知道同一件事:去年震惊全国的“11·18”案,正在198公里外的蒙自庭审。站在法庭上戴着手铐的26名被告中,有的曾经是县城人很熟悉的煤老板,有的则是他们的亲戚朋友。

　　这起案件,引发了泸西官场大震荡,20多名官员受牵连,问责、调职、丢了乌纱帽,或是戴上手铐。案件开审了,泸西县城再次面临舆论的余波来袭。

　　10月25日至27日,本报记者来到泸西,观察“11·18”案对这个县城带来的影响。

　　“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他们应该坐下来,和平谈判。”

　　泸西县城很小。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介绍,以中心区黑虎雕塑为原点,所有局办单位均密布在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在县城逛一圈,看起来稍微气派一点的楼中,机关办公楼占了绝大多数。

　　泸西县城的“小”还表现在,公职单位的人中很多都相互认识,仔细推敲的话,还有亲戚关系。据一位长期驻站红河的泸西籍记者介绍,泸西公职单位里,90%以上是本地人。

　　旧城煤管所的所长就对记者明确表示,县里的办公人员基本都相互认识。记者来采访,要是没有接到上级领导或县宣传办工作人员的提前告知,会直接把人轰出去。 　　

      “11·18”案发后,有报道提到:“王建福和国土资源局的领导是亲戚。”这让国土局的领导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对于“是否真是亲戚”的询问,对方未给出正面回应,而是这样解释:“泸西太小了,随便拉两个人来,都容易扯上亲戚关系。即便没血缘关系,也容易因为婚嫁等成为亲戚。”

　　不论是否有关系,煤老板们和县城各政府部门负责人之间相互认识是可以肯定的。一来因为地缘关系,二来则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

　　事实上,泸西煤炭工业局每个月都会召集泸西县所有的矿井投资人和矿长,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会,上课内容基本以生产安全须知为主,主讲人有来自煤炭局、县政府、安监局甚至国土资源部的人。

　　坊间,常常会对煤老板之间的恩怨纠纷议论不断。但到每个月的安全会议时,煤老板们大都会和和气气地参加。即使他们之间没什么交情,也都打过多次照面,混了个脸熟。煤炭工业局的工作人员介绍,煤老板之间的资源纠纷,一般由该局组织牵头,多部门联合共同协商解决。

　　泸西县的煤矿,主要集中在离县城20公里远的旧城镇和三河镇。许多县城人基本不去那里工作,矿山上的生活,对县城很多人来说是另一个世界。去年发生在矿山上的“11·18”案,对于住在县城的不少人来说,仍然需要通过报纸和电视来获知细节。

　　虽然如此,在泸西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即使家里没人在煤矿工作,但也都在案发前听过王建福、郑春云的名字。“煤炭是泸西一大特色,煤老板们一般名气都比较大。”

　　出了泸西县城,沿着一条笔直的公路出去,进入旧城和三河矿山的小路分布在左右两边,很不起眼,不熟悉环境的外人到来,很容易错过。

　　两大矿区的老板们绝大多数是当地人,发家的背景也很相似——农村出身,做过苦力,靠着眼界和机遇混迹煤炭江湖,逐步发家。矿上的工人,大半也是来自周围的农村,小部分来自周边县市。

　　旧城镇,是泸西公认的“煤老板出产区”,“有三五十个”。这里,两层居民楼房沿着旧城镇主干道路排开,各种小摊凌乱地摆在道路两旁。再往里走,就是传说中的“黑金”出产地。　　

 

      “我们寨就死了一个。”在路边摆摊的当地人和记者闲聊,其中一人淡淡地说起了“11·18”案,“才二十七八岁,他们都是混社会的。”

　　采访中,无论是局办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百姓,均对“11·18”案的发生表示不可理解。“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他们应该坐下来,和平谈判。” 　

　　煤炭和烟草,各撑泸西经济的“半边天”

　　谈及泸西的经济,老百姓提及县城近年来的变化,多半是“高楼越来越多,酒吧、KTV等娱乐场所也增加了,很热闹”。县中心区一栋在建的高约20层的商品房,据称就是一位卢姓煤老板投资建设。县城里还开了一家西式快餐店,无论是食物还是装修,都和肯德基非常相似,还有厕所可提供,店名是“DFC”。

　　泸西的重要产业——烟草,撑起了该县经济的半边天。烟草单位,是多数泸西人公认的好单位,也是普通老百姓渴望的工作单位。相比而言,占泸西经济约1/3的煤矿不是泸西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但也是无法舍弃的经济来源。

　　2003年以前,煤炭市场价格低,生产能力低下,煤不像现在这么抢手。那时的煤老板们只要经营稍有不慎,便会跌入持续亏损的深渊。“当然,那时政府也不像现在这么重视煤矿生产。”一位矿主说。

　　彼时的泸西县城周边,分布着十余家集体和国营工厂、企业。生产类型从服装、模板、食品、氮肥到农机等。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集体企业面临改制,多数改制后停产。成百上千的工人走出工厂,进入社会自谋职业。泸西县城只剩下了几家国营企业。 　　

      近一两年来,除了氮肥厂、水电站、风力发电等,泸西县几乎没有增加其他新工厂、企业。而前者虽是都是大型项目,但一般对人才要求较高,受文凭的限制,许多当地人只能望而兴叹。

　　今年42岁的李兰1999年从县一家集体企业下岗,待岗至今。她直白地描述了县城这些年的变化:“眼看着有钱人越来越多、豪车越来越多。但这些跟我无关。物价上涨、房价上涨,我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基本没有新工厂、公司进来,县城的有钱人却越来越多,靠什么?烟草、房地产和煤矿。

　　2003年以后,煤炭市场价格走高,煤炭经济开始为泸西经济撑起另一片天。人人都知道煤矿赚钱,普通矿工月工资3000元的待遇在泸西算不错,但不是人人都对它充满渴望。煤矿工作既危险又辛苦,让县城人始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脱贫,是泸西周边农村几代官员的追求,这几年,煤炭担起了脱贫的重担。矿井在哪里,蜿蜒不平的道路便修至哪里。路面被煤车压得黑漆漆的。一路上,总能看到当地农民赶着牛车,行走在拉煤的道路上。“这也是为当地老百姓造福。”一名矿区管理者说。

　　在泸西煤矿工作的矿工,绝大多数来自周边农村。他们农忙时回家干活,闲时下矿挖煤,一天能挣近百元。
　
　　顺达煤矿的矿长段保宗就出生在他工作的矿山边上的一个村子里,和煤炭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介绍,他们村共有157户人家,500多人,有100多人在矿上工作。“村里人的房子都修得不错。”　　

      县城熟人社会的“关系之道”

　　段保宗回忆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煤,5角钱就能装满满一马车,还卖不掉。那时候,煤矿几乎无人问津。而今,好的煤可以卖到800元-900元/吨,差的也有300元-400元/吨,还不愁销路。2009年氮肥厂建立后,泸西的煤矿有很大一部分煤炭直接销往那里。

　　“煤赚钱了,管的人就多起来了。国土,煤炭、安监、林业、环保、工商、公安、劳动、电力……”段宗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带个‘局’字的几乎都能管。”

　　段保宗的老板王家兴,也是泸西有名的煤老板。泸源一中的“家兴楼”便是由其捐赠的。

　　沿着旧城矿山蜿蜒高低的道路一路深入,至尽头处,藏着一座“翠微山庄”。山庄地处偏僻,一定要开车才能进来,道路并不好走,路窄的地方两车相逢,其中一辆必须退出去很远。

　　但是,这座由王家兴修建的藏在深山的山庄,在泸西县几乎尽人皆知。山庄正对当地一大水库,空气清爽。来到这里的人,无不受到热情款待,不仅吃住免费,还提供钓鱼、KTV等休闲设施。这里接待的人有王家兴的生意朋友、煤老板,还有和煤矿有关的政府各部门的“熟人”。

　　“免费”被认为是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但是,当然了,“不认识的人也不会来到这里”。

　　民间对煤老板们评价褒贬不一。但在受访的官员中,多数肯定煤老板对县经济的贡献。捐资助学、解决就业、城市建设等,都有煤老板的贡献。泸西县泸源中学内,有两栋以煤老板名字命名的楼:“元华楼”和“家兴楼”。　　

 

      同样是熟人社会,和煤老板们处事方式的大方豁达相比,自认只是个小老百姓的常向红和她的姐妹们则焦虑得多。

　　1998年,常向红工作了十多年的县集体企业泸西制鞋厂停产,百余职工无法拿到一分钱生活费,只能自谋出路。十多年过去了,已到中年的工人们担心自己的养老保险没有着落,便集体向县政府写申请书,要求将制鞋厂改制,并让职工参加企业养老、失业保险。

　　3年前,申请书递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黄兆坤手里,书记批示“能解决就解决,若不能解决,全体职工纳入低保”。彼时的代理副县长告诉她们,可以帮忙改制,但需厂里领导写报告给上级。然而,经贸局又给出答复:由于企业资不抵债,无法改制。

　　此事一拖再拖。今年9月,职工们再次提出申请,这次,县长李涛出面和经贸局协调。经贸局局长又提出,经贸局和社保局是平级单位,无法去要求社保局解决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只有请职工自己去社保局协调解决……

　　这样一圈下来,官员之间“相互照顾”、“相互体谅”的办事特点,给常向红和她的姐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她们还奔走于各部门之间,为自己的养老保险苦苦奔波。 　　

      受“熟人关系”困扰的执法官员

　　长期观察泸西官场的一位本地人告诉记者,泸西人的性格,普遍踏实勤奋,即使在官场也是如此。“泸西的公职人员中多数来自农村,通过读书进入公务员队伍,他们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的职位。”

　　“11·18”案件发生后,泸西有20多位官员被问责,这对当地官场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其中,煤炭工业局和国土资源局是两大受“牵连”的部门。

　　事实上,在案件发生之前的20天,泸西县国土资源局已经认定,小松地煤矿北翼风井巷道越界35米,责令其退回矿区范围内,听候处理。案发时,此事还在依法立案调查取证的过程中。

　　是什么令当事双方对调解部门失去了耐心?是什么令重重政令没能发挥足够的效力?

　　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志勇一脸无奈。声称他们定期组织检查,发现问题,并及时启动了立案程序,依法处理。“没想到,没想到他们会搞出这样的事情。”

　　煤炭工业局安全监管科科长段永兵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慨。“安全生产这块,从不敢懈怠。”段永兵说,他从2008年5月份进入安全科到现在,因为煤矿被检查出各类安全问题,他共有21个月被扣工资,每个月扣700元。

　　受访的老百姓则普遍认为,事情是发生在两个煤矿主之间,但地方政府和官员难辞其咎。“出了这么大的事,肯定不是一时的原因。这些人有钱,平时对他们太纵容了”。

　　然而,当地一名基层官员对记者表示,其实当地煤老板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风光。
　　
　　王建福的煤矿年产9万吨,是旧城产量最大的煤矿。但和全国其他矿区相比,仍然只能算是一个小矿。知情人介绍,由于矿小,产量有限,这里的煤老板其实赚的钱并不多,且多数是负债经营。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为了煤置法律于不顾,展开殊死搏斗,最终付出9条人命的代价呢?这名官员的解释很精辟:“两个乞丐看到了唯一的一碗饭,你认为,他们是和平礼让的可能性大,还是相互争抢的可能性大呢?”

　　一旦发生争抢,在一个到处都是熟人的地方,找人调解、协商,是惯用的解决办法。一个细节能看出“熟人社会”给当地煤炭执法带来的困扰——“11·18”事件后,执法人员再去矿山执法,仍有人会说“我认识×××”。

　　谈及此事,泸西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志勇对记者强调,现在所有执法人员都要用强硬方式回应:“认识谁都没有用!”　　

      严管煤矿带来的“收敛”能维持多久?

　　当地老百姓说,煤老板之间的资源争夺其实很普遍,最常见的是越界开采,只是以前少见媒体报道。很多时候,一家煤矿在上面开采,另一家与其交界的煤矿开采到其下方。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需要坐下来协商解决。

　　王元华,是当地煤炭界受人尊敬的“元老”级人物。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矿山上出现纠纷,一般都愿意找他去调解。

　　但是,当记者再去走访时,无论是煤炭管理当局还是矿山管理者,都不愿意再多说矿主们之间的纠纷了,受访者或三缄其口,或话语暧昧,或者直接否认存在纠纷。

　　“11·18”案后,泸西县对当地煤矿的整顿不可谓不严厉。今年春节期间,泸西所有煤矿停产整顿一个月,煤炭局及相关部门人员加班加点,对煤矿逐个进行排查检验,最终认定符合开工条件者,要报政府审批,审批通过才允许再生产。

　　基层官员们明显感觉到了煤老板们“嚣张气焰”的收敛。去年同一时期,媒体记者描述的泸西县城是“豪车满街跑”,如今再看,大街上已经少见名贵车辆。受访者中有六成以上认为,这一年来,县城治安有比较明显的好转。

　　当问及“11·18”案对矿区的影响时,在矿上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矿长段保宗语气轻松:“没什么影响。”他解释说,在泸西,绝大多数煤矿投资人都是本地人,管理者是本地人,矿工也是周边的农民,外界对泸西有什么评价,基本影响不了矿区的生产和生活。当地人甚至对事故的发生有着另一套“性格解释论”:泸西人的性格中,有一种“认定就要去做”的莽劲,同时还敢于承担责任。

　　今日的泸西矿山,拉煤车辆依然在山路上进进出出,生产秩序井然,看不出什么乱象。只是,面对记者,官员明显表现出来的言辞闪烁、回避和紧张,不由让人怀疑这种秩序究竟能维持多久。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泸西县政府官员如何防范外界的负面报道,在关于当地的报道里,“11·18”案可能得在很长时间里,占据搜索结果的首位。（记者 万丽）

来源：昆明信息港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