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

　　燃料与十月革命

　　俄历十月革命得以发生，与燃料问题引发的政治寒冬直接有关。

　　文|王守谦

　　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冬季的漫长与寒冷不仅仅是气候问题，同时也是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燃料供给状况的或盈或亏，往往使这片万里冻原上的政治气候冷暖不定，不但容易引发江山的革命，甚至也会威胁到革命的江山。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政局，充分显示了燃料对于这一高寒帝国的影响力。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国就因为其丰富的燃料储备而成为欧洲列强竞相争取的对象。19世纪末，英、法、德等外国资本开始渗透俄国能源界。其电气工业资本的3/4、石油开采量的50%都被外资控制。至于占全国煤炭销售额70%的顿巴斯煤矿，绝大部分也是由外国资本开采的。沙俄能被英、法两国拉入他们主导的协约国集团，即因为其能源储备可以影响战局，而非俄军战斗力被他们看重。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单方面与德国签订《布里斯特和约》，退出了欧洲战场，原属沙俄的乌克兰煤矿区被德国控制，与德国并肩作战的土耳其则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断绝了巴库石油对英、法的供给。由此带来的燃料危机，很快使英法联军陷入危险境地。1918年8月，英法等国武装干涉苏俄内政，迫使苏俄放弃了能源储备丰富的西部防线，同时从德军手中夺取了巴库地区。一个星期后，后勤补给困难的德国缴械求和，大战随之结束。

　　尽管俄国能源储备丰富，但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这一优势并没有使退出战争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感到安全。相反，战争的打击已经使燃料与国民经济的有机连接变得破碎不堪，整个帝国都在酷寒里煎熬和动荡。苏俄领导人列宁刚刚退出一场战争，就不得不仓促打响另一场战争——保障燃料供给，维持政权稳定。

　　事实上，俄历十月革命得以发生，即与燃料问题引发的政治寒冬直接有关。1916年，因为燃料匮乏，俄国许多冶金企业被迫停火，其产量只能提供军工所需金属的一半。轻武器子弹的年生产能力只是5亿发，根本满足不了每年30亿发的需要。俄军每月需要炮弹150万发，但后方仅能达到其1/30的供应能力。另外，囿于生产和运输领域的燃料供应限制，食品行业所能为前线军队提供的食品，也只有战争初期供应量的一半。当时正在莫斯科游历的美国人约翰•里德的记述，说明了燃料危机与革命的因果联系：“局势是一天一天的更加混乱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和关厂，使莫斯科、敖德萨和顿河流域的煤矿区陷于痉挛状态。运输系统瘫痪不灵，军队在挨饿，大城市里没有面包。”

　　不过，十月革命并未使社会危机解冻。干涉苏俄内政的列强和内部敌人占据了3/4的国土，使苏维埃政权与粮食、原料和燃料的主要产区几乎完全隔绝，40%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和燃料被迫停工。参加过“一战”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后来回忆说，许多工厂因为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还在沙皇时代就关了门。绝大多数的铁矿、煤炭、石油、棉花，大约四分之三的生铁、钢、糖，及大部分谷物，都正好出产在被干涉军和白匪占领的地区。”“在组织供应时，曾不得不始终机动使用这有限的物质技术资源，将它们运往决定着国家命运的地方”。和朱可夫不同，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是从监狱系统入手记述苏俄初期的燃料危机的。在那里，“物资供应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索氏说，不少犯人是因为燃料短缺而死亡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莫斯科市油脂工业管理总局也向列宁报告，死亡牲畜的综合利用问题无法解决，因为对口工厂“因缺乏燃料而停产”，只能“取下皮、蹄、尾，躯体则埋到土里。”

　　燃料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使得苏俄和内外敌人的武装对抗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简单的颠覆和反颠覆，而是围绕俄国主要燃料产区大打攻防战。1918年5月，列宁亲自手写便条给托洛茨基，让他优先配合巴库人民委员会肃反委员会主席帖尔-加布里埃梁，利用后者所带领的作战部队和现款，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将巴库的石油沿伏尔加河运出来，避免油料供应遭受土耳其军队的威胁。次年4月24日，列宁在给阿斯特拉罕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言辞急切地要求后者调整战略部署，“第一，能否迅速收复彼得洛夫斯克，以便从格罗兹内运来石油；第二，能否占领乌拉尔河口和古里也夫，以便从那里取得石油，现在非常需要石油。要尽一切努力火速弄到石油。”

　　苏军的建制也受到了燃料问题的影响。因为海军对燃料的依赖更甚于陆军，苏俄领导人不得不忍痛对其进行改组。1919年5月25日，斯大林致函列宁，称只有“在三四个星期内每天运来两列车煤”，“我们的潜水舰队和水上舰队才有充分可能完全动作起来”。令他遗憾的是，尽管多方努力，海军最终还是“因燃料恐慌而要缩小舰队”。为保障燃料供给，不少军队被迫改变职能，成为“劳动军”。次年3月7日，第四十二师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放下武器，投入消除经济破坏的战斗，保证给国家供应煤炭”，“保证为国家做好煤炭的集运、装车和护送工作”，因为“煤炭对于俄国同战胜邓尼金一样重要”。在此之前，乌拉尔的第三集团军各团已经放弃军事行动，把精力投入到采伐和运输木柴的工作中去。

　　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它的内外敌人也把燃料视为颠覆计划的关键点。事实上，列强之所以从西伯利亚而不是别处武装干涉苏俄，就是因为在那里的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三个港口，存放着十月革命前协约国集团接济沙俄的燃油等大批军用物资。反布尔什维克的沙皇旧部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围攻察里津，目的也在于和东方战线的捷克军团合围莫斯科，切断苏俄中央地区与南方乌克兰和顿河地区的联系，使其失去最重要的粮食和燃料供应。

　　尽管就像列宁在1919年春告诉莫斯科人的，红军在乌克兰和顿河区获得的战果“将使国内状况根本好转，将使我们得到粮食和燃料——谷物和煤”，但燃料短缺引发的危机依然严峻。

　　最为棘手的问题，并不是燃料本身，而是燃料短缺造成的疫病流行和经济运行困难。从1917年开始，原在塞尔维亚肆虐的斑疹伤寒，开始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聚散，在欧洲广泛传播。俄军也受到侵袭，并在十月革命后将疫情带入国内。由于燃料匮乏，取暖和卫生条件有限，这种以虱子为媒介的传染病在苏俄境内出现爆炸性流行，感染者达国民总数的1/5。在1919年12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把燃料问题和虱子、斑疹伤寒问题列为苏维埃政权除粮食问题之外的两大灾难。他向全国发出了虱子、斑疹伤寒正在“吞噬着我们大批军队”的警告。列宁说：“你们在这里你们想像不出斑疹伤寒流行地区的惨状，那里的居民没有物质资料，个个虚弱无力，一切生活和社会活动都停止了。因此我们说：‘同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

　　为了改善经济运行，列宁在《真理报》上刊文，呼吁国民与燃料恐慌作战。他说，尽管高尔察克等“匪帮”已受到打击，但“燃料恐慌有破坏全部苏维埃工作的危险：工人和职员因饥寒交迫开始弃职离散，运输粮食的车辆中途停止”。“无论如何要消灭燃料恐慌，否则既不能解决粮食任务，也不能解决军事任务和全国经济任务。”“所有党组织今后应当经常在党的会议——首先是在党委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提出燃料问题”，并实行“全体居民劳动义务制，或动员一定年龄的人去采掘和运输煤炭，砍伐和运输木柴到各铁路车站去。”列宁以他演讲常用的排比句式，急切地向公众强调燃料危机的严重性：“我们虽然失去了顿巴斯的煤炭，又没有可能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迅速增加煤炭开采量，但我们还有很多森林，我们可以砍伐和运来足够的木柴”，必须“极迅速地大批地开采和运到各种各样的燃料：煤炭、岩炭和泥煤等等，而首先是木柴，木柴，木柴”。

　　燃料危机的严重性，甚至迫使苏俄暂时改变了革命前的民主诉求，以集权体制进行危机动员。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曾号召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以便“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与燃料的事情上一切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从1918年开始，由军方等强力部门控制燃料，已逐渐成为苏俄集权式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分管燃料生产和分配的燃料委员会直接向国防委员会负责，“克格勃”的前身、以季诺维也夫领衔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则成为监督燃料产业运行的主要机关之一。1919年11月12日，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为了“使燃料的采购和分配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指示”，曾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监督铁路对燃料供应命令的执行情况，调查铁路地区的燃料储备，以及铁路和附属设备是否在使用和取暖方面出现违规。另外，官方机构节约使用火柴，防止部队抢夺列车等燃料运输工具，“制止机车无故保持燃火状态”，事无巨细均在其监督范围之内。总之，就像列宁所要求的，“全部燃料工作应当按军事方式来进行，用战争所要求的同样的毅力、速度和最严格纪律来进行。不这样做，燃料的恐慌便无法克服。”

　　燃料恐慌也使布尔什维克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政教关系相对和缓，教会势力为各方忌惮。履新之初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决定“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但是由于包括燃料在内的生活资料严重短缺，教职人员的取暖权利很快就被剥夺，以便让更多军人和劳动者享用有限的燃料。1919年，国防委员会“责成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注意所有教堂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的取暖情况，如发现有取暖者，立即予以制止，将燃料没收并移交给中央燃料委员会”。在此后的国内战争期间，部分教会势力愤而组建“耶稣团”、“圣母团”、“圣十字架团”和“戈夫利尔宪兵团”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显然与其公民权利被取消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