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兄弟俩的第一桶金都来自贩煤，但真正拥有一座煤矿，西锁簧是起点。关建民满怀信心，决定不惜代价拿下西锁簧矿。2005年4月29日，一场热闹的招标会在西锁簧村委会那座古式小楼里举行，县里和镇政府都派了人，还有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参加竞拍的有三个人，一个叫李新江，一个叫李海鹏，还有一个就是李兴华。因为按照规定，只有本村户口的村民才有资格参加竞标，所以，当时各路老板找到村民合作，已是公开的秘密。坐在李兴华旁边的人，就是关建民的合伙人甄海刚。
有见证者回忆当时的场面：“村民们聚集在大街上、广场上，屋子里的招标会通过大喇叭现场直播，各路陌生的老板们则坐在外面的车里电话指挥。”起拍价500万元，叫了几轮，很快，李新江退出，只剩李海鹏和李兴华，以10万到50万元不等的幅度，轮番加价。
他很快说服了村支书李继先，答应把先前规定的一次付清改为分期付款，先支付3年的承包款共528万元，代价是送出一辆价值18万元的欧蓝德轿车，“给村里用”。后来，李继先因为这辆轿车，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获刑6年。
李兴华在帮助签下合同后，就退出了这场“游戏”。他到底有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费，看来只有等到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才肯公开。不过，在第二次尝试采访他未果后，一位村民向我们解释了他“愤怒”的原因：之前李兴华在村里也算名人，还曾做过乡办煤矿的副矿长，经此一役，他在村里颜面扫地，“大伙难免不在背后埋怨，说是他招来了关家兄弟”。
关建民让甄海刚做西锁簧煤矿的法人代表，他缴纳了380万元的资源价款，还陆续投入了100多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当然，面对上千万元的投入，他自然不会不计较产出，为此，偷偷在矿井边上又开了一个“黑口子”。表面看关建民是想大干一场，可是，熟悉他的人却明白其中的隐患：“关建民的性格有点混不吝，没把矿当成正经生意用心做，他一个月也不去一次，管理跟不上，迟早要出事。”
果不其然，2008年3月9日，就在煤炭价格飞涨的前夜，藏在西锁簧煤矿井下库房里的炸药自燃，造成6死7伤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最后，负责安全生产的副矿长被判刑16年，甄海刚被“判三缓五”。关家的第一次“触煤”，以此结束。
露天煤矿
不止一位接近关建民的人士向我们分析，在西锁簧煤矿上，他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却挑起了他更大的欲望，“他开始认识到，与咖啡店和洗浴城比起来，还是开矿来钱快”。就在竞拍拿下西锁簧煤矿之后不久，2006年，关建民迎来了一个更大的买卖。
位于阳泉市区以南30公里的北南沟村，从行政区划上属于晋中市昔阳县。村子坐落在207国道旁边，被低矮的山丘环绕，历来缺水缺田，气候恶劣。2006年，老村长吴卫东退休，大儿子吴岳林接了父亲的班，当时，甚至都没有人跟他竞争。“我一直反对他干村长，可拦不住，到底还是惹了一身祸。”说起儿子的选择，老母亲到现在还捶胸顿足抹眼泪。
吴岳林当上村长，面临的挑战跟李继先差不多。村里办了几十年的集体矿，因为没钱交资源价款，也面临关闭。不过，与李继先稍有不同，吴岳林选择的应对之道，更为大胆。因为自己就在矿上做了多年的副矿长，他更清楚煤炭资源整合的未来趋势，当时山西出台的政策底线已经是年产15万吨。为了超过这个标准，他说服了相邻的石坪村，两座村办矿合并，组成北坪煤业，并且申请从斜井矿改为露天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安全系数和回采率，年产量一下子达到21万吨。
只是，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眼前，核准后北坪煤业需要缴纳的资源价款高达1800万元。关建民就是这时候出现的，牵线的是许建军，因为他是北南沟村的女婿。合作的起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来自吴岳林，他说是关建民最初借给他300万元高利贷，供其跑手续，两个月利息50万元，后来就以此入股承包北坪煤业;另一个则来自关家，认为从一开始关建民、许建军就与吴岳林约定好了，他们投资，吴岳林得一笔好处费，只做一个傀儡法人。
不管怎样，吴岳林在这期间很卖力，最后他也确实成功了，顺利拿到山西第一批露天开采试点矿的名额。2007年底，许建军与吴岳林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以1.05亿元的价格，买下了北坪煤业10年的开采经营权，涉及“面积2.51平方公里，储量800万吨”。这笔钱很快就分期支付到了北南沟村和石坪村，每个村子分到5250万元。北南沟村有1300人，村里给大伙陆续分完了钱，前后加起来每个人得到将近4万元。
各方最初的合作很愉快。北南沟村民向我们回忆，2008年初，北坪煤业开工，村里不少人都来上班，办公室就设在以前的村办食品厂，每位村民发了1万块钱。“大家都很高兴，村里自己开了几十年矿，什么时候发过这么多钱啊!”
可是，不同于西锁簧煤矿主要由关建民自己投资，北坪煤业这样大体量的“香饽饽”，主要股东有三位，除了关建民、许建军，还有一位福建老板陈凌。至于为什么要拉一位福建老板，前述知情人士的分析是：“一来，干露天矿是福建人的强项，他们的工程队遍布阳泉，经验丰富;二来，福建老板的资本实力强过山西本地老板，他们有成熟的民间集资渠道，上亿的买卖，发动一下老乡，一夜之间就能凑齐。”
说起所谓的“福建帮”，巧合的是，当地被广泛引用的一个例子也是一场婚礼。2009年春天，举办地在浙江衢州，新闻上说从昆明空运20万元的鲜花，香港特供了40万元的鲍翅，由央视主持人主持婚礼……当时，媒体报道新郎父亲是山西煤老板，事后大家得知，这位煤老板原来是来自福建。
福建老板陈凌投资北坪煤业后，派了自己的小舅子郭孝荣前来打理，他很快就介绍来一位福建的工程队老板——黄亦弟。同为福建福清老乡，黄亦弟专门从事土石方工程已经多年，近些年重心从高速公路转向露天煤矿。
露天采矿，挖掉覆盖在煤层之上的土石，也就完成了一大半，因此，工程队往往是这桩买卖中最关键的部分。可是，对于“门外汉”关建民和许建军来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初的洽谈简单得有些过分，黄亦弟说他本来对这桩生意兴趣不大，便故意比市场价(每立方米8～8.5元)多叫高了5毛钱(每立方米9元)，结果，关、许二人一口答应下来。“他们对这项工程心里没数，我还特意提醒他们要认真谈，每立方米差一毛钱，最后就相差上千万元。”熟悉这段经历的知情人回忆说，“结果，他们还是满不在乎地答应下来，这不是一个生意人的做事方式，而更像是江湖哥们义气。”
更危险的隐患还不是价格。黄亦弟提出垫资500万元，但要保证获得北坪煤业露天矿的全部土石工程，也就是说，开采期间不得引入其他竞争对手。“这等于让黄亦弟垄断了，从那一刻起，关建民和许建军他们就被拿住了。”上述知情人士分析道。对黄亦弟来说，这则是一桩“闭着眼都能赚钱的买卖”。他向本刊记者分析：“北坪煤业开采面积3000多亩，每亩地需要开挖近3万立方米土石，按每立方米9元计算，就有近10亿元的规模。”
据黄亦弟回忆，当初与关建民、许建军他们约定好“见煤付钱”，什么时候挖到煤层，什么时候就付工程款。“从2008年4月就大批量出煤，账面上的资金却并不见长，私分煤款的事实大家心知肚明。”黄亦弟回忆说，2008年6月，他才拿到第一笔工程款，200万元。“当时的欠款已经高达4000万元，开工第一年，只干了计划中1/3的活儿。”
即便是暴利行业如露天开矿，也会面临各种风险。比如，土石方工程的难度，煤层之上石头多还是土多，煤层离地有多深，煤层有多厚，矸石含量有多高……有当地煤老板给我们讲述，曾经有煤老板去看山，钢管打到地下，拔出来哗啦啦全是煤，他花重金买下这个露天矿，结果，费力挖下去，却发现煤层只有半米厚。还有一个煤老板，挖了三四十米，还是没有见到煤，灰心放弃，转手给另一个人，结果人家又向下挖了两米，竟然发现了优质煤层。
此时的关建民，追逐村庄小煤矿的生意已经铺展开来。除了北坪煤业和西锁簧煤矿，他还在宁艾村、北庄、连庄等地，涉猎煤矿开采。接近他的友人介绍，宁艾村的矿也是个烫手的山芋，买下来之后才发现井下巷道错综复杂，投入大量成本进行改造，最后也没有多少回报;北庄和连庄的露天开采，基本还处在原始的找矿阶段，“这里挖一下那里挖一下，碰上有煤就多挖些，没有就换个地儿”。
外来者
多方权衡之下，关建民和许建军决定从北坪煤业抽身。有业内人士分析，2009年，正是倒卖煤矿的高潮。一方面，煤炭价格高涨，以前一两百块钱一吨的煤竟然卖到上千元。可是，另一方面，此时，山西开始大力推行煤炭资源整合兼并，甚至一刀切规定“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北坪煤业核定年产量是21万吨，面临被兼并的风险，“与其自己承担政策风险，还不如在煤价高的时候倒手卖个好价钱，挣一笔快钱”。
2009年4月初，华通路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安排人开始与许建军磋商北坪煤业转让委托经营事宜。很快，双方谈妥，许建军代表北坪煤业以5亿元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华通公司，初步拟定的转让期限是当年5月1日。
外来者华通，在当地并不陌生。据当地政府人士介绍，其老板王国瑞是河南人，早年就来到阳泉，在平定县城承揽建筑工程起家，后来几乎包揽了当地的道路等市政工程，企业逐渐做大。从2004年开始，华通公司开始发挥其工程背景，承接当地的土地整理、河道治理、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实际上主要目的就是挖煤”。由于华通公司绝大部分员工都来自河南，因此，在遍布露天矿的阳泉，又有“河南帮”和“福建帮”一说。
现在，因为北坪煤业，因为许建军和关建民的转手倒卖，“福建帮”和“河南帮”正面遭遇了，形势变得微妙而复杂。
据判决书记录，根据华通与许建军约定的转让条件，因为华通公司具备专门的施工队伍和设备，所以，要求北坪煤业必须在转让前将原有施工队伍和设备清除出施工现场。这对黄亦弟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打击，不仅意味着“到手的肥肉”打了水漂，甚至有可能连拖欠的工程款都难以追回。黄亦弟拒不退场，双方僵持，火药味越来越浓。
终于，随着转让期限的临近，2009年4月29日，在张庄镇黄亦弟的工程部，双方爆发冲突。综合判决书里的记录，当天，虽然关建民和许建军并不在场，但关建民的手下欲强行护送新工程队进场未果，随后纠集了近200人，准备“吓唬吓唬黄亦弟”。这场冲突，最后受伤的反而多是关、许一方的人。他们找了一帮学生模样的毛头小子，全是花了钱买过来壮声势的，结果连对方设在二楼的工程部都没有攻上去，反倒是有几个人被对方开车撞伤。不过，因为声势浩大，却成了人所共知的“4·29暴力冲突事件”。纵观判决书，大部分涉案人员都有一条与此相关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冲突过后，北坪煤业把黄亦弟告上了法院，昔阳县法院裁定黄亦弟强制退场。“4000万元的工程欠款，只判了400万元。”黄亦弟从此走上了告状路。
黄亦弟退场后，华通全面接管了北坪煤业。2009年7月份正式签订转让协议，华通已经支付给北坪煤业3.6亿多元转让金，由关建民、许建军和福建老板陈凌三人瓜分。“倒手一卖，关建民一个人就从中赚了上亿元，这也是迄今为止他做的最大一笔买卖。”熟悉关建民的人士说，“不过，现在全部被查封，都变成非法所得了。”
4月5日，我再次来到北南沟村，与一年多前不同的是，村子旁边的山上一片死寂，没有了成群结队的挖掘机和翻斗车，更不见有运煤的大货车进出。村民提醒说：“他们已经把能挖的全挖完了，本来设计的开采年限是38年，可他们用了不到一年半。”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赛跑。“4·29冲突”后，黄亦弟忙着四处告状，吴岳林则因为“吸毒”被抓，强行戒毒100多天，放出来后就消失了，过上四处躲藏的日子。在老村长吴卫东家里，父母讲起儿子吴岳林的这段经历，还满是气愤和委屈，他们坚持认为这是关建民伙同大哥关建军故意设局栽赃。可是，我们接触的至少两位与吴岳林相熟的人都提到，早年淳朴上进、埋头苦干的吴岳林，自从跑下手续当上了北坪煤业的法人代表，就变得飘飘然起来，“整天打牌、‘溜冰’、摇头”。与许建军签协议的第二天，就把以前的桑塔纳2000换成了60多万元的丰田霸道。“他总觉得自己是北坪煤业的主人，看到许建军他们大赚，心里不平衡，可是最起码在最近10年内，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傀儡。”
唯有华通，不顾其他，开足马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北南沟村宅基地200米以外的几乎每个山头都翻了个遍，用了不足两年时间。
争夺村庄
去年底，又到了北南沟村村长选举的日子。只是，这次选举，竞争之激烈，跟6年前吴岳林上台时的情景有了天壤之别。这中间的一次选举，2008年底那次，吴四红高票当选。“老百姓太短视，谁分钱就选谁，吴岳林把卖矿的钱差不多分完了，大家对他也就没了兴趣。”
3年之后，2011年11月，距离选举还有一个多月时，各路人马就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要争村长了。有人在网上发布“施政纲领”，有人专门发言抹黑竞争对手，有人干脆来实际的，给大家买面买油，甚至包下一座酒店供大家去免费吃喝。吴岳林也曾回到村里短暂住过一段，他提出来的竞选纲领是：“讨回北坪煤业，每人再发20万元。”不过，村民们似乎并不相信，最后的选举，吴岳林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北南沟村干脆实行海选，不设候选人，每个村民都有权利写下一个人的名字，推举为村长。结果，第一轮统计下来，共有100多个人被推举为村长。第一轮没有人选票过半，只好取前两名再进行一轮，最后，还是吴四红胜出。
坐在村头一栋二层小楼的办公室里，吴四红摇着头感慨道：“村不像村，人心惶惶。”面前的茶几上摆着新摘的黄瓜，窗外是十几个蔬菜大棚，他说是自己贷款500万元搞起来的，“为了给大家提供点工作机会，稳定民心”。在他看来，所谓“讨回北坪煤业”，纯属痴人说梦，已经没有希望。就在许建军把北坪煤业转让给华通后不久，席卷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轰轰烈烈展开，这次，政府的力度更大，年产量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整合后的目标是年产90万吨。北坪煤业已经与周围5个规模较小的煤矿合并，统一由昔阳县下辖的国有煤矿安顺煤业整合。新的资本结构中，国有的安顺煤业占51%股份，民营的华通占49%，但由于前期资金由华通投入，所以经营权仍交给华通。
“关小，并大，集团化”，这一山西资源改革方向，一直没有改变。在一轮轮整合大潮中，资本的力量越来越明显，脆弱的村庄已经逐渐丧失了议价能力。最初，他们自己开矿，自力更生，补贴家用;后来，他们承包给本地小老板，由此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山西煤老板;再后来，本地老板引进外来资本，无论是“河南帮”还是“福建帮”，他们对资源的占有方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村之范畴;直到最后，在政府强力推动下，资本雄厚者站稳脚跟，开疆辟土。到2011年5月，阳泉市地方煤矿由151座整合保留到52座，分别由11个主体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而在上世纪90年代，阳泉煤矿数目最多的时候，全市共有307座煤矿。
4月6日，当我们赶到距离北南沟不足两公里的西庄村时，发现这里已是一片狼藉，刚刚被推倒的老式窑屋腾起漫天的烟尘，看有陌生人靠近，几条野狗茫然地狂吠起来。留守的几位村民告诉我们，煤炭公司与村子已经达成协议，整体搬迁，以此换取新的露天开采面。按1比1的面积兑换房子，“可那些房子就建在回填的松土上，过不了一年就裂开大口子，谁敢住啊!”村民所言并非虚张声势，在北庄采访时，村里一位自称有着46年党龄的老人带我去看了建在半山腰上的一排排楼房，果然裂缝如血盆大口。当时，老人指着远处那些学大寨时期亲手修起来的梯田声音开始颤抖，因为如今都变成了露天煤场。可是，这场博弈，到最后多半会以村民们投降而告终，因为，“那些不搬走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老房子下面已经快掏空了，也会裂开”。
2007年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方案》，决定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全面完成对因采矿造成严重地质灾害的676个村庄的集中治理任务。尤其在煤层较浅的阳泉、晋中一带，这就意味着至少新诞生676个露天煤场。以“大揭盖”方式掏出煤炭，然后回填，再在上面盖房种树，已经成为这里“新农村建设”的一贯模式。就连西锁簧村，当年落败的竞标者李海鹏当上了村长，现在也已经找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