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系列的社会恶性事件烛照出我们社会的真相种种，一定有人追问，人心有恙否？信仰可安在？

信仰，对一个人而言，是生命的炽热和灵魂的追求；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坚守德性、敬畏制度；对于一个党而言，则是传承光荣、永葆先进。

如今，当我们愿意从这个心灵的源头来审视自身的时候，信仰这条轨迹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而言，并不是“来无踪”，也不容许“去无影”。它的重建之路，必然要承载光荣的历史、坚守道德的阵地、重归理性的轨道，偎贴在社会大众一言一行之上。

寻：信仰的踪迹

无畏时代：离地三尺的神明哪去了？

有人说，中国最精彩的电视节目，不是各种电视剧、娱乐秀，而是“质量万里行”。食品凶猛、药品凶猛——色香味俱佳的背后，充满凶猛的化学添加剂或转基因，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洗虾粉到苏丹红，从地沟油到染色馒头、皮革制果冻，以及最近被曝光的胶囊铬超标，企业把用废料“蓝矾皮”生产的工业用明胶用于药品生产……这些恶性的药品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们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审丑疲劳”。

怎样解决？国家数次专项治理固然在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方面有了坚决推进，使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意义上的道德失范问题也随之浮现。

2012年5月14日召开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会议就尖锐地指出，对于多个领域出现的造假之风，除了补齐制度的“短板”，还应注重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的问题，“还老百姓以信心”。

实际上，当今社会上昧着良心的“无惧无畏”又岂是只在食品、药品的领域？

“实用至上”之风，从民间吹向了高校和学术，还吹向了官员群体。为了利益不顾学术上的纯粹，出卖自己尊严的教授比从前更多；官员群体的大部分负面新闻背后都无不闪现着“在其位，不谋其政，拿着老百姓给的权力谋私利、逐政绩”的不正之风，有的官员为了在位有限的几年里“搏出位”，甚至无所顾忌。

为了博得利益，各种名人也在“掺假兑水”。抄袭、假唱、易容、超越底线地炒作绯闻。诚信随着传统信仰体系的崩塌而不复存在。真诚、互信变得奢侈起来。如今我们“有钱了”，却“穷得只剩下钱”。

信仰，仿佛变得廉价而易碎。“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幼儿被车碾压路人视而不见”这些问题也随之出现，而这种道德困境和价值缺失正在煎熬着中国——“转型期”与良心在竞赛。

中国，还能信什么？谁还能让人相信？中国的各个阶层似乎都陷入了一种信仰和信任的沼泽。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民间百姓信奉鬼神，所谓“离地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初级的敬畏心，如今在民众中都已基本消失。值得追问的是：那个离地三尺的神明哪去了？

伪信仰：快餐为饥渴而来

一方面，社会在信仰的层面大呼饥渴，另一方面，“神医、高人”纷纷登场，灵修班、辟谷课之类也广受欢迎。这让很多胆子大、有手腕的人找到了商机，一番包装之后，就开始大行其道。

据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调查，宣称确信自己有某种信仰的中国人有49%。该研究所的檀传宝教授认为，更多人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游离在制度型宗教信仰之外，但热衷如求签、祷告、看相、算命等活动。这些活动无疑“见效”仿佛更快、诉求更为直接。过去一年中，算过命的中国人有3.62亿。

“你难以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需求！”曾在“灵修大师班”做过一个所谓大师助理的李嫣然告诉记者，当初上灵修课的时候，早已忘记了学员们到底为啥烦恼，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大师”嘶哑的嗓子。她说自己天天和“中国病人”打交道，常有“进了疯人院”的感觉。记者问，疯人是什么？她说，“集体无意识”！

好处，是这类活动的诱饵，吸引为个人谋求私利的“利己者”，而不是追求社会公义与和谐的“利他者”。因此这种“精神快餐”实则与信仰的心灵追求相去甚远。

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胡光伟通过多年观察，发现真正纯粹的、褪去经济色彩的信仰号召在中国太难见。

“如果你观察当下凡大有蔚然成风之势的与心灵有关的活动，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传播路径就像很多流行文化的全球旅行一样，门槛低、诱惑强，不仅捕掠精英阶层，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视野。”胡光伟说。

从信仰上寻求药方，在不少学者看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良方。然而，一个首先需要反思的问题横在面前：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在面对这场社会剧烈转型阵痛之时，为何找不到信仰的种子？人心藏得太深，还是坍缩得太厉害？

谈到今天流行的精神快餐，胡光伟认为，它没有挖掘传统文化的根基，没有价值重建、没有注重漫长投入后的内在修为，仅仅是为了一解社会的信仰饥渴，其作用不啻另一种“实用主义”。

“成功控”：信仰无用论？

近日，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大学生生活质量调研报告》，在对全国11所综合性大学在校本科学生的人生观调查中，66.1%的大学生信仰包括个人幸福、享乐、功利在内的“实用主义”。

在职业选择上，该报告将30年前大学生和现代大学生的目标总结为“老三到”和“新三到”。30年前，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代大学毕业生的理想选择。现在，到国外去，到外资企业去，到挣钱多的地方去，成了一些大学生的主流选择。

青年人的选择，折射了产生这样价值观的社会土壤。有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必然产生同等的社会期许。

“成功——就是我们现如今最大的社会期许。”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杨振斌说，“市场导向下的浮躁社会加速了人在‘成功学’上的步伐，像一个庞大行进的大军，吸引着向往‘成功’的人，那么信仰确实显得有些‘无用’。”

正历“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的熔炉如火如荼，监督与机制都尚未健全，市场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还可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同样，一些人把名誉、良心、权力和官位等当作商品与金钱进行交易，只要占有者愿意，都可以商品化，这是符合“结果导向”的。

如此一来，当前所存在的乱象，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的“结果导向”——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如此难免不断淡化和冲刷人们的“敬畏”之心——一切信仰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支柱，从而产生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价值观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追逐政绩结果的官员“不择手段”，追求市场利润的商家老板“不择手段”，在追逐名利双收的学术竞赛中的教授“不择手段”……

共产主义：尴尬与坚守

同样面临功利主义“现实处境”的，还有共产主义——

曾经，在建党立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号召全国群众抵御外侮、解放中国、建立政权、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其中有太多常人无法想象和实施的创举。如此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并非巨大的物质利益所换取，而是看不见的坚定的政治信仰让党员能够带领起全国的群众。

共产主义这一在上世纪历经风云、沐浴鲜血的革命理想，在今天崇尚商业奇迹、社会浮躁安逸、个人主义泛滥的21世纪，受到了新的挑战——它离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远？

对于一部分党员来说，对共产主义的坚守渐渐被个人的安逸、物质的满足感、权力的欲望所攻破，大搞腐败、生活腐化。有的党员干部甚至语出荒诞。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的胡建学曾私下对其部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另一种尴尬，则是“洋主义”遇见“土神仙”。为了升官发财，消灾避祸而求神拜佛、迷信风水在党员干部俨然“风生水起”之势。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一些党员干部的迷信使他们腐败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结识“大仙”殷凤珍后，便在家中摆佛堂、供神台，在枕头底下压“五道神符”，以做佛事为由，向私企老板们伸手要钱要物。

今日的社会中，也仍有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守着心中的信念。2010年10月才辞世的杨善洲，担任云南省保山市领导20多年，两袖清风，一辈子都爱和群众一起劳动，爱走群众路线，被称为“草帽书记”，死后留下五六万亩郁郁葱葱的山林。其群众观、权力观、名利观无一不在践行共产党员的信念。而积劳成疾，身患癌症，却探索出了利于农村发展与稳定的“城南经验”的南充市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算作一个当今共产党员精神坚守的榜样，被成为“当代焦裕禄”。

然而，共产主义不能止于榜样，它怎样取得党员群体的广大认同？它能否再次燃烧激情？能否战胜现实社会的功利与诱惑？不少人把目光对准了青年教育。如果一个青年党员在入党的那一刻，都不能对共产主义形成信仰，那么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面对强调逐利的社会、强大的诱惑，信仰纯粹性的保持更令人堪忧。不少高校都在研究如何避免入党宣誓的“走过场”现象，加强信仰教育，增加了强调神圣性的内涵。

不过，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一个党员在人生的道路上真正面对复杂环境时，却仍不可避免地面临信仰与现实、良心与利益的竞赛，实际上，这也是一场关于“无用”与“有用”的竞赛。

述：他们的信仰故事

一个人在心灵层面有所执着，背后必定有他的故事。他们穿越过人生的风暴，行在心灵平静的沙滩上。这样的人是普通人，也不是普通人。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又超越着生活的平凡。

用生命拯救生命

“有女孩最近打来电话想自杀，身世确实很惨，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下忙？”

赵广军是一个志愿者。他吨位很重，身材胖胖的。年近30岁的他，在母亲安排下与一名女孩饭桌上相亲，刚坐下来，赵广军正心里嘀咕着“对方一看我这身材，估计没什么戏了”，忽然电话又来了。

2004年底，赵广军自费开通了“生命热线”， 2007年5月又挂牌成立了“赵广军志愿服务工作室”，专门为生活中遭遇不幸和承受压力的人提供援助。

生命热线，即“用心灵影响心灵，用生命挽救生命”。赵广军说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了“生命热线”上。“最惨的时候，连续三天三夜只睡了一个小时，不停地有电话打进来，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交过的几个女朋友都离开我了”然而，他成功地挽救了200多名轻生者，还挽救过太多游走在生命边缘的心灵。

有的倾诉人从外地打来电话，响了两下后就挂掉，让赵广军再打过去。“今年9月份一家媒体再次登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一个月的电话费直线上升了600元。”

赵广军可不是什么大财主。他在做社会工作的同时，常常打着零工，月工资两三千元。“一名东莞女孩总是打电话让我陪她聊天。有一次偏要叫我打过去我都没回，她就发短信骂我。”赵广军苦笑，“我个人财力也有限啊，充值的时候谁来可怜我？”

一个财力普通的年轻人，为何要坚持做这样的社会工作？“赎罪”——赵广军说，他的背后也有一段故事，“这里面有太多一般人几乎难以体会到的深沉况味”。

原来，赵广军曾经也是个问题少年。1996年毕业之后做电工，每个月才拿300元，在社会了混了很久，主要跟一些“朋友”做偏门生意。那时候的赵广军，认为只要“够邪够狠”，什么都不用怕。

1998年前后，赵广军最要好的一个混社会的“把兄弟”被通缉，四处逃避追捕，最后自杀了。

“这个把兄弟，让我看到了世间的快乐；而他的死，让我看到了世间的丑陋。”看不到前途的赵广军决心脱离那个圈子，重新走另一条路。2000年，他加入了青年志愿者的行列。

他说，我想为他赎掉罪恶，期望他能够升天堂。“生命在我这里的意义从此极为不同！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去让迷途中的人看到生命的意义所在，同时也为自己开一扇生命之窗。”

没有受过专业的心理训练，赵广军用什么来劝慰那些想自杀的人呢？赵广军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听对方倾诉，听完他们的悲惨遭遇后，赵广军就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们听。

“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黑暗与失败，做过恶事、遭过报应、工作不如意、被爱的人伤害、父母不理解，这些都有。打来电话的人里面，几乎没有比我更惨的。”赵广军说，很多时候，觉得他们的痛苦都是小儿科。

这招有时候挺管用的，一些倾诉者不再那么悲观。有的想开了，就给赵广军发短信表示感谢，有的给赵广军做广告把他的手机号码发给其他朋友，推荐他们来这里做心灵倾诉。

“回不改其乐”，是说孔子最宠爱的一个门徒颜回，固然穷，但因为精神得道，而乐在其中。没钱、没空、没女朋友的赵广军，很快乐。

“用心灵影响心灵，用生命挽救生命”，是生命热线的含义，也他的耐心和勇气的来源。，一个曾经做过恶的人，劝人向善；一个经历过大痛苦的人，为人解忧。人生的苦难让一个人信仰生命本身，从此，他变有了一颗救赎的心。

守信人

当时光回到1997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河北农大园艺系楼的教室里，果树9301班的同学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大家有说有笑，畅谈着毕业后的去向和壮志将酬的志得意满。但是在欢笑的背后大家总是觉着若有所失，可不是么，“有一个同学将永远缺席我们班的集体活动”。

去世的同学李宝元曾担任班长。他性格随和，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却不幸在1995年因病去世。

不知是哪位同学放起了宝元生前的录音，顿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原来的欢笑停止了，时间也仿佛定格了，一个女生突然“哇”地哭出了声……曾睡在宝元下铺的牛树启走上讲台，说了一句：“我们的同学宝元没了，他的父母我们得管。”随后牛树启在黑板上郑重写下李宝元父母的联系方式，台下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默默地拿出笔来或在纸上或在手上记下来。

几天后，26名同学带着这个不是约定的约定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奔赴全省各地。在接下来的15年里，同学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默默地从四面八方为两位老人写信、汇款。

“宝元虽去了，但我们仍在。我们明年就要毕业了，二老以后的生活将由我们来承担，宝元没完成事情将由我们来替他完成……”同学的信到了宝元父母的手里，二老还不敢当真，然而，这份约定却被这群学生持续了长达15年。

到底给老人捐了多少钱？没有人统计过，因为大家天各一方，汇款四面八方都有，很难计算。同学们面对媒体时也从来不避讳地说，总共也没捐多少钱，因为在我们刚毕业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仅有两三百元，甚至有的连工作都还没找到，吃饭都成了问题，但是大家一直没有忘记承德的两位老人。

有人问同学们，是什么促使你们15年坚持做这件事，仅仅是同情吗？同学们否认了，同窗三载朝夕相处，那种情同手足的兄弟情早已超越一般的同情和普通的友情，而升华成一种亲情和责任。

“这些平常小事，”其中一位同学时翠平反复强调，“每位同学没有想什么自然自发地做了，没有约束性规定，只是对我们的好兄弟宝元有个交代，给老人家一个慰藉，很简单。我们的约定没有期限，老人在世一天，我们管一天。”

15年的坚守，只为一个约定，这是一种大诚、一种大信。一个人承诺不难，难的是信守；守信不难，难的是长久守信。守与信，在这里如此朴素。

树，禅

2007年，大学生杨丽刚好毕业在家。也许是上天安排，一个电视纪录片——贵州黄泥乡石丫村的一所无助的小学，让她一时冲动，想到去只身奔赴山区教书。“第一次与他们通话，是在外面偷偷打的，只记得问了那边缺什么，说是缺老师，东西倒不缺。忽然觉得要有一次‘心灵的选择’。”杨丽回忆道。

到了“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她才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的浪漫。杨丽支教在两个地方，大水乡和黄泥乡，之间的山路就有15里，全是黄石陡坡，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路窄到只有30多公分，如果是下雨天，泥泞的道路上只能“滑行”，马和驴，只能扛行李。人？只能靠两条腿了。

她在紧凑的时间中穿梭，每天都在走路、备课、上课、与农民家长们聊天调查中度过，来时带的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被记得满满当当。

直到晚上，看着夜空，人方才觉得孤独起来。回想起当初来这的那股冲劲，其实更多的不过是图个新鲜和好奇，和“心灵的选择”可能无关，更太不上无私奉献了。

杨丽觉得心理的迷茫与追寻也要和大家分享，于是开始记支教日记，并把这些日记发到网络上。尽管她自己并未觉察，但是她的朋友们都发现她的心灵有些变化，在大山里仿佛更容易思索和探寻人生的意义。她的日记里曾有篇这样的故事：

学生没什么零食，一般都去山上摘野果的。有次和学生一起爬山，突然见他们冲向一棵树，抱着果子就啃，我懵了，喊他们是野人。问他们，他们说这个能吃，很甜，我也啃了一块，是很甜。

后来，就经常和学生爬山。一次下午，我们又上山玩，我坐在远处的一个石头上，看夕阳之下的一棵大树，藏满了可爱的小孩，他们呼唤我，冲我微笑，这一瞬间，我忽然懂得自己的意义所在。原来，我来这里的山间，是为了做一棵庇护这些少年的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梦想的真实与甘甜。

尽管，大学生杨丽已变成社会人杨丽，在一个城市做着只是朝夕劳作的普通白领，但那天的景象让她终生难忘。

她说，“那棵树时时提醒我，要做“心灵的选择”，即使不易，也要为人荫蔽。那棵树，分明是我的禅。”信仰，是一个人用一生修的禅，能让人拥有力量、纯真、善念、舍己为人的心灵，并执着地推己及人。

究：一个国家的信仰谱

中国人有没有信仰的基因？追问信仰这个话题，也使得我们得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一边记录今天，也一边回头看看这个国家的过去。其实，若从“中国”二字来看，本来就是一个含有信仰意味的词汇。中者，天地四方之交汇也；国者，天地四方之苑囿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中国人自古就有居中至大、建筑神性以供四方来朝的思想。作为一个拥有极具包容性文化的中央大国，它的信仰谱系也值得我们回味。

起点：配合统治的神性

回溯中国历史，信仰的起点无疑符合人类面对自然时本能的敬畏感。中国古代宗教起于西周，周公第一次建立了“以德配天”，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信仰。把社会伦理的属性赋予了天神。在这里，“天”不仅自然的主宰，更是人间善恶的裁判官。

天，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一个顶点。国家被赋予天命，而皇帝被喻为天子，祭天仪式当然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眼里上天是主宰的观念。从此以下，则开始发生了嬗变。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注重宗教教化人民的作用，对宗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一方面把宗教教义作为规范人民思想道德行为的工具。

无论是儒家的“仁爱”思想，还是佛教的因果观念，在传统中国观念中经过了千年的浸淫，走入了国人的道德观念里，起到了一定的规范社会道德秩序的作用。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信仰者必须在对待整个社会时有所敬畏。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老百姓而言，信仰以“供奉”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的神圣领域，成为一种生活中的仪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鬼督察照料，都可以通过虔诚的谟拜和丰盛的贡献得到相应的庇佑或化解。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内容大都与自己祸福相关。这可以说是一种“利己”的信仰。

儒家：“仁义”的脉络

孔子的儒家是中国古代信仰史里的主要脉络，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仁义礼智信”。

中国人的信念中“家国”二子的精神内核便直接来源于儒家。从古到今，从抱石沉江的屈原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不管是乡野小农，还是朝中高官，“家国”二字，在中国人心中重逾千钧。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精神有了归属，生命乃有意义。无论是上世纪建国之初千百个华侨回归，还是今日海外华人为国家建设和外交所做的努力，“家国”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心中，至今仍散外出“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历史上，践行“仁”理念的人，也成为楷模。

东汉末年淳于恭家有山田，也有果树。当时闹饥荒，有人去他的田地偷摘果树。淳于恭并无责怪，而是去安慰、帮助他们采摘；当他担心小偷遇见他会感到羞愧，就趴伏在草丛中，等到割庄稼的人从容离去再站起来。淳于恭的高尚行为，使村落里的人深受感化，后来偷盗的事情也就很少见了。他的仁爱化人，被称为儒家最为理想的社会效应。

不过，儒家强调贵贱尊卑的等级观念在今天却是消极的。社会中的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等便是这样的基因作祟。

革命：信仰的光荣

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正是存亡之秋。国人开始纷纷奋起寻求救国的道路。现实的遽变引动了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

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尽管各种思想百家争鸣，有的甚至严重对立，互为批判，然而这些背后却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就是“救国救民”，“拯中华于灭亡之秋”。

孙中山曾说，“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信仰，即流血。它开始表现出中国这个国度里前所未有的锐力，在长达一个世纪里，使中国人为自己救国救亡不断改变着自己命运的选择，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奋斗不已。

抗日、进步、民主、救国、主义、革命……这些信仰使革命者们走上战场、安坐牢底、忍受困境的折磨、跋山涉水，追求真理的价值。抗日战争时期，纷繁的信仰之路汇成“爱国”的主旋律，而当抗战结束之后，革命者们也为着自己内心的追求而分道扬镳，有的甚至兄弟阋墙。

1948年底，正值国共战事最紧的时候，在一座上海老宅里，刘老太爷面前坐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在一桌吃饭。一个是任国民党第156旅旅长的刘镇湘，另一个，则是共产党员刘镇夏。老太爷的两个儿子正代表不同党派不同信仰在辽沈战场上殊死搏杀。老太爷感叹：“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卖鞋的，一个卖伞的，你说我是喜欢天晴好呢，还是喜欢下雨好？” 然而，两个兄弟却认为，“父母膝下，即是兄弟；不同主义，即是敌人”。兄弟兵戎相间，只为信仰，这无不显现着那个年代信仰的血色。

在烈士江姐的母校四川农业大学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与江姐有关的文物原件，供人凭吊。1949年初秋，她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哥哥江竹安的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同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秘密枪杀，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

站在盛放这些历史遗迹的玻璃橱窗面前，让你听到当年人的气概犹如在耳。那一年，是新中国元年。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黎明前夜消逝，一颗信仰的灵魂却同时飞升。

正是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人所体现出来的信念犹如铁铸，吸引着全国人民，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都决心跟党走，跟这份信念走，去做改天换地的事业。

新生：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形式，更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图腾——一切都翻天覆地，百废待兴。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生心血，来为这个光荣的事业鞠躬尽瘁。

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全国上下弥漫着“建设者”的激情。开创未来的激情火种，点燃了贫瘠的土地，人们被调动起来、凝聚起来，青春、热血，都汇到一起。

宝成、成昆、康藏铁路的建成，武汉长江大桥的贯通，大庆、胜利油田的开发、武汉、包头钢铁基地的落成……仿佛每一天都有振奋人心的建设成就。国防方面，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更是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奉献激情。

那个时代，为信仰而奋斗的“英雄”也变成了劳动者和建设者，有钻探工人王进喜，有清洁工时传祥，有公务员焦裕禄，有售货员张秉贵等等，他们深入人心，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对象。尽情奉献、尽情付出、尽情劳动，成为当时的时代旋律。

“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从工人到农民，从群众到官员，从少先队员到共产党员，被广泛普及和弘扬。它成为社会的最核心的宗旨，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动力。

不过，信仰既能产生改天换地的正能量，而一旦被扭曲、被利用，其破坏力也是毁天灭地。1966年，文革爆发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达到顶点，信仰被极度扭曲。恶行以信仰的名义在各个阶层爆发，年轻人以为怀揣真理却将真理扫地，社会打乱。巴金于文革后曾写作《随想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那个年代，就连说真话、不害人，都是如此的难。

裂变：谁来填补空白？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和平等字眼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多种社会的理念和思维喷薄而发，人人都有了诸多选择，信仰却出现了“断层”，因此社会出现了心灵空虚、金钱至上、极端利己、信用丧失、民心浮躁的局面。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如此写到，狄更斯在写下以上这段话时，正值19世纪中叶，蒸汽机时代的英国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这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剧烈的变化。而在一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也走到这个关口。

信仰以何种姿态生存？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信仰重建，打响了改革开放“第一炮”。新的价值观不断如昙花般绽放又衰落，然而仿佛谁也不能填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空白。这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另一句话：“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说，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他们是组成中产阶层的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虽说这是社会的‘感冒’，但警惕着我们社会整个心灵出了问题，”胡纪泽说，“如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文明演变；而中国的发展快得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如同承受着坐过山车时的失重。”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如今中国人的信仰，仍在选择空间与实践的可能。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来源于政治建构与引导，以爱国爱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建构新社会的的新道德观；另一方面是，各种民间信仰传统的活跃，国祭炎黄、祭孔等再次回归，以及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活动的热潮，表明中国几千年的信仰惯性。

望：信仰的重建

信仰除了要“仰望星空”，还应同时俯畏‘脚下之路’。对个人而言，信仰是个体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努力。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综合体，要在尊重多样化的同时，挽救失序，安放我们的心灵，必然需要取得信仰层面的“最大公约数”。

“约定”：敬畏底线

在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被爆出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杨锐曾感叹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队伍，相关制度也林林总总，但为何食药安全事件却仍然频频发生？

他回忆起第一次到新加坡，回国后和朋友聊起对这个国家的感觉：整洁、秩序、保守。这是个多元种族社会，在7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便居住着来自20多个国家的居民，社会治安良好，而这个极其开放多元的国家，却又极其保守。各种族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包括建筑风格在这里得以完好保留。法制再加上文化信仰，让这个国家秩序井然，多数人都能遵守纪律，各行其道，心里不浮躁，没有妄念，不抱侥幸，脚踏实地工作和赚钱。

杨锐因此认为其中有一种无形的社会“信仰”。它是什么呢？他比喻道，在城市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交警、交通规则当然哪个地方都会有，但是，人和车若没有一个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把握，心里就没有“安全感”。

因此，敬畏制度、遵守法律，是我们社会信仰的最大公约数。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里写道，社会中一个人心里的安全感来源于别人对道德和规则的敬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底线的“敬畏”，没有精神建筑来维系一个社会的约定，每个人的生活，同样无法得到保障。

“信仰是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信仰涵括神圣与世俗两大层面。对普通人来说，不一定人人都能追求崇高，但人人一定要坚守底线。

在公共领域，所谓信仰重建，更多应该是从这个层面。然而作为社会秩序的屏障，规则意识需要被最先建立起来。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法可依、有法必究，在此共同核心之下，不同理念的存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空间或领域，它们彼此有关联却不能完全等同，人生理念可以并行不悖，最终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相协调、达一致，构成精神世界的社会和谐。

垂范：党员干部的“领袖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特别指出，一个青年如果没有明确的信仰，就会在混沌的生存状态中失去自我；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具有坚定信仰作支撑的青年，将失去凝聚力，失去前进的动力，无法实现真正复兴和繁荣的。

尽管，信仰的搭建要靠社会的各个阶层与人群，然而由于中国的当下国情，公务员阶层应该在社会道德重建中扮演关键角色。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将之喻为信仰的“领袖作用”。

他认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引领常常是通过公共权力和权力者的公共示范来实现的。官员对职责是否有神圣感？党员是否忠于党的信仰？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运用是否源自高尚的精神动机？尤其受到关注，其正负两面的影响都尤其突出。官德示范和公共领袖(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示范不可或缺”。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永远与“人民”有关，从嘉兴南湖上的一条船上为国家复兴定下了这个信仰起点，至此无数共产党人“投身革命即为家”，在血雨腥风中为新中国的缔造和建设创下基业。

今天的信仰问题也需从源头来解决。那些落马的党员干部其腐化堕落就从信仰的蜕变开始。

而如果在社会中处于精英阶层的领导者首先搁置了信仰，那很难保证人民群众的信仰重建。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党员干部要“在对待党和国家事业上始终保持进取之心，在对待人民赋予权力上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在对待个人名利地位上始终保持平常之心”。

重新回归这“三心”，既是回归到人民群众中间，回归共产党人的先锋的锐度，更是回归敬畏与信仰本身。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社会的领导者和精英，它的精神回归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精神回归的关键。

“基因身份证”：社会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社会的精神层面没有(信仰)这张独特的‘基因身份证’，要追求民族的凝聚力和信仰力都是空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对于我们当前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标准的参照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描述道：“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这是立足中国特色、立足社会主义的一个描述，辛鸣解读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几个范畴：和谐、公正、仁爱、共享。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仁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

如今，我们提倡最多的是“和谐”，“和谐”这一范畴虽然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其价值内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一言以蔽之，“和而不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承认“不同”，充分肯定、尊重、保障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包含了“自由”、“平等”所应有的内容；但这不同又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冲突与斗争，而是“和谐相处”，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更高层面上达到一种融洽、协调、有序的状态。

一个社会的信仰力量来源于“自觉”。大众要走向“自觉”，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

“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因此，我们社会树立的榜样与标杆人物不可欠缺，但一定会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人性化、草根化”，辛鸣说。

前段时间，社会上广泛开展“岗位学雷锋、争当好员工”活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各个行业倡导信仰的重建，规范每一个细节，让人们实实在在地通过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伦理和规范，来重建其信仰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过程，似乎更接地气，“人人都做得到”。

信仰之路，无论寻找，还是重建，对于中国都将是大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与大环境之间“共存相安”的关系吗？一个13亿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纵然信仰不一定实现，但他的心里会有一种“相信”的力量，追寻实现的那一天。“我们还需要克服困难，我们社会的信仰层面还需要更丰富的信念与信念者涌现。信比不信好，信比仰更关键。” 学者卓新平说，在“中国信仰论坛”上，他曾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信仰是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愿我们放出更多的鸟儿，去触碰黝黑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