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妓女进入中国，一般被认为可能始于汉代通西域，丝绸之路畅通之际，而“蔚然成风”，则是在国门开放的唐代，当时的首都长安，市舶司所在地广州、明州（宁波）等地，都有被称作“胡姬”的外国女子出没于服务性场所，“胡姬+葡萄酒”的“标配”，是许多唐代诗歌和传奇小说的场景。当然，这些“胡姬”并不一定是“外国妓女”，其中不少仅仅是劝酒陪酒的“外籍女招待”而已。

      “胡姬”的成分很复杂，来自中亚、南亚等地的都有。在当时，广州等地已经出现黑奴，并被称作“昆仑奴”，但“胡姬”中是否也有黑人女性存在，如今却已不可考了。

      元代中外交流更加广泛，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很多，其中包括商人、航海家和冒险家，泉州等沿海港口城市中外混杂，色情服务业也依旧繁盛。不过元代实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胡姬”们的服务对象，更多被局限在来华外国人内部。

      明初的蒲氏叛乱导致泉州港的没落，此后明朝的对外政策屡有变更，时而开放，时而闭塞，但在强调“华夷之辨”的风气下，尽管这一时期色情行业空前繁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公然嫖娼宿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胡姬”的身影反倒销声匿迹了。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南中国，出现了以“借地”形式建立起的、由葡萄牙人控制的城市——澳门，在这座特殊的国际城市里，外国妓女的身影变得司空见惯起来。

      清代建国后不久就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尽管仍有少数外国人为清廷所用，却只能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国妓女只能出现在澳门，甚至当时唯一对外通商的港口——广州，外国人置办产业也受限制，更不用说从事这种特殊行业了。

1842年，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先后和英、美、法签署南京、望厦和黄埔三个条约，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为列强所均沾，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被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九江、宁波等城市出现了外国租界，随着外国势力的深入，更出现了哈尔滨、青岛、湛江等部分由外国人建立和管理的特殊城市。

      由于这些商埠涌来大批外国军人、商人、水手和冒险家，他们中不少人远离家庭，单身来华，“特殊需要”变得普遍而迫切，因此最初有一些外国妓女、交际花追随“主顾”们的脚步来到这些商埠，在商行、码头附近租房“营业”。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专业的老鸨和人贩子，他们在商埠择地建立妓院，并从世界各地诱拐各国女性来华。

      在甲午战争前，中国沿海商埠的外国妓女，以西洋妓女为主，被俗称为“西域葡萄”，她们中有原本就是风尘女子、自愿来中国碰碰运气的，也有被诱拐欺骗来、被迫从事色情业的，服务对象以外国人为主，国籍则五花八门，其中自愿来的以西欧人居多，被诱骗来的，则多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和美国人。

     明治维新和西南战争后，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许多丧失土地、产业的日本人不得不移居国外，其中不少人来到中国沿海，从事色情业和娱乐业的为数不少。甲午战争后，日本和列强一样获得在中国的不平等权益，辛丑条约后中国国门被完全打开，近水楼台的日本妓女更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在许多城市里，都有所谓“日本妓院”、“东洋馆子”，在上海虬江路、邢家木桥一带尤为著名。

       和“西域葡萄”不同的是，日本妓女的服务对象很广泛，既有专门为日本人或外国人服务的，也有对中国人开放的，既不乏高档妓女，也有收费低廉的“大路货”，且与“西域葡萄”不同，日本妓女并不局限于沿海和商埠，许多内地城市、甚至内地中小城市也能见到她们的踪影，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京附近的通县发生保安队起义，日军扶植的殷汝耕傀儡政权被推翻，许多日本顾问、间谍和侨民在混乱中被打死，其中就有日本妓女。抗战结束后，许多日本侨民迟迟得不到遣返，他们中的一些女性为生活所迫从事色情业，其分布就更广泛了，山西旧军人的许多回忆录中都说，太原城里有日本妓女出没，而东北光复后的长春、通化等地，也一度有大批日本女人沦为娼妓。此时日本已战败投降，这些被迫沦落风尘的日本女人，自然不可能挑剔自己的顾客。随着遣返工作的加快，日本娼妓的数量很快大幅度减少。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许多“白俄”流落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女性本来出身高贵，但流落异乡后既没有钱，又缺乏谋生技能，只得充当舞女、女招待等糊口。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娱乐业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白俄舞女、女招待不得不“下海”从事色情业、这批被称为“白俄妓女”的人，主要依托租界歌舞厅、酒馆、咖啡厅等娱乐场所“坐台”，也有在街头“碰运气”或“钓鱼”的所谓“流莺”。

      外国妓女在华人数有多少？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向“国联”递交报告称，仅在上海一地从事卖淫的白俄女性就不下1300人，而有当时的外国人估计，整个上海外国妓女人数不下一万，全国范围内就更多了。

       外国妓女的档次差异很大，上等妓女常常出没高档场所，锦衣玉食，气度不凡，下等的则“面无人色”，饱受摧残。除了这些正牌妓女，当时的北京、上海、大连等地，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交际花”，这些人出入北京六国饭店、上海和平饭店等高档场所，和中外“体面人物”周旋。

        妓女似乎永远和间谍活动密不可分，世界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妓女——非利士人大利拉，就是一个被收买的间谍，并最终将大力士参孙置于死地。来华的外国妓女、交际花也不例外，据说在鸦片战争时，澳门西洋妓女中，就有被雇佣打听中、英两国情报的间谍，东洋妓女、交际花中的间谍就更多，许多“东洋馆子”本就是日本军部或秘密组织的间谍站。流落中国的白俄妓女、风尘女子因为“无祖国”，更曾在20-30年代的“情报战”中，成为各派势力竞相拉拢的密探，许多人因此左右逢源，成为双重、多重间谍。

       间谍最怕出名，一旦出名往往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外国妓女中的间谍固多，留下名字的却少。因参与“皇姑屯事件”，并多次给日本军提供情报的“满洲阿菊”河村菊子十分出名，但这位曾混迹风月场的日本女间谍之所以名声大噪，却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嫁给东北马贼，帮助日军对付俄军。

       相形之下，交际花中的女间谍，出名概率就高得多，如二战期间在上海名噪一时的“印度公主”苏玛里，不仅周旋于各国军政要员之间，自己也受雇于纳粹德国，并暗中向其它势力出卖情报，还嫁给了一名日本间谍，日本投降后则长袖善舞，不断编造自己被日本间谍迫害的故事，后来据说嫁给一名美国军官，从此下落不明。

       还有一些实际上并非妓女、充其量只能算“客串交际花”的名人，也常常出没于六国饭店等场所，其中也有间谍混杂。有趣的是，她们中最出名的几个人物中，很多身份在当时都被弄错了，如被当做“中国交际花”的李香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而被当做“日本间谍”的川岛芳子，反倒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