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昆明事件和空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一些新闻学界老师总是习惯第一时间对业界发出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谆谆教诲。相当不以为然。空难记者该不该去机场？毫无疑问该去，尤其日报记者，不去就是失职。该不该采访当事人和家属？可以采。当然，采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我赞同李小萌的看法，如要控制情绪，要把握时机，要慎用镜头等。

      空难事件，出发和到达机场，与空难现场一样，乃至与遇难者生前空间一样，都是敬业记者应该抵达的广义现场。 当事人的眼中，家属的痛苦，和灾难过程，灾难原因等一样，本身就是灾难的组成部分。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命运的无常，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悲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更是追问事件原因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尽可能地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采写固然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但决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去现场，更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报道灾难内容。

      北京井下人事件刚爆出来时，多少人痛骂媒体和记者？最后事情又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还记得新京报那个长篇对话式报道，正是这样迅捷、真实和细腻的报道，揭示残酷的事实，打动我们的心灵，让公众知道这个隐秘的井下生存世界的。

      723动车事件里那篇著名的报道《永不抵达的列车》里，对遇难者个体命运的细腻刻画与深切同情，更是成为灾难公共记忆里无法忘却的一部分。

      新闻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业，媒体能做什么，不能解决什么，边界从来都很清晰。按照传播规律，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规则，尽可能快和深入地突破报道尽可能多的信息，就是媒体该做的。媒体不是心灵抚慰师，不是救世主。不要把新闻伦理无限扩大化，不要太苛责媒体，不要把“多事”、“碍事”的帽子随便戴在媒体头上，更不要担心谁来管媒体和记者。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管媒体和记者的人。

      最后说一句，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绝不是照搬教材所能简单套用的。所以昆明事件，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什么该不该采访谁，该不该传播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可能获知与传播真相的问题。

每次有事，学界总是有人第一时间跳出来教训媒体，说轻了是书生之气，说不好听就是一种好为人师的过于自负。学界老师们最需要做的，是和业界一起对付信息管制！这才是真正需要你们的勇气与智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