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媒体报道，山西最大的民营企业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被警方带走。邢利斌大家可能不熟，但“7000万嫁女煤老板”，一定听过。而据分析，邢利斌这次被警方带走，很可能和联盛集团债台高筑有关。不过短短几年，山西煤老板为何就和金融机构从蜜月期走到了剑拔弩张的田地？

　　彼时“7000万嫁女”，可能恰恰是邢利斌走向衰败后的“努力”

　　有钱奢华嫁女，没钱发工资？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知道山西煤商邢利斌，是因为一场婚礼。不然的话，他的声名仅限于山西省内。2012年初，他在海南三亚“一掷7000万元”，给女儿办了一场极尽奢侈的婚礼的消息，曾铺天盖地的被许多媒体报道过。那么，邢利斌突然被警方带走，是不是与其负债有关系呢？

　　3月13日，兴业银行全资附属的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向香港高院起诉，要求高院颁令禁制邢利斌与其妻处理在港资产，包括二人拥有的上市公司首钢资源的股份等。到目前为止，邢利斌的联盛集团负债近300亿，已基本失去债务清偿能力，且面临欠缴税款、职工养老保险金、工程款、材料设备等多项财务问题。

　　现在回看起来，这场婚礼可能并非“炫富”这么简单。去年8月初，联盛集团发家地山西柳林县的煤炭工业局局长杜彦斌公开对媒体爆料，柳林众多煤企中，联盛集团的日子最不好过，甚至从2011年7月开始就欠发员工工资。

　　但那时的联盛，看起来似乎“不差钱”，2011年，邢利斌在6月和9月分别向一所政法名校和一所电力大学捐助了500万；而在2012年3月，除了举办海南的豪华嫁女婚礼外，他还向第三所大学捐赠了500万。

　　难道有钱奢华嫁女，有钱做慈善的背后，就没钱给员工发工资？

　　奢华嫁女彰显实力，在企业困难时期有融资之功效

　　不排除邢利斌“一掷千金”是出于捐资助学的公心和爱女之情，但其背后“强撑门面”的可能性更大。在焦煤价格狂泻，主业销售疲软的时候，慷慨之举极可能是在营造“我依然过得体体面面”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有利于企业融资纾困。“因为银行都希望借钱给有钱人。”

　　现实中，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都是听到企业欠薪或和供应商闹翻之后，才知道企业出了问题。因此，很多企业为稳住债权人，也乐于在获得融资后营造“良好印象”。

　　联盛的负债膨胀历程，的确和这些慷慨举动有着时间上的“巧合”。一家为联盛融资的信托公司管理报告显示，2012年9月末，联盛的资产规模约137亿，其中负债约72亿。也就是说，从2012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11月末，不到5个季度的时间内，联盛的负债膨胀到近300亿。可以说，联盛的大规模借债正是从其董事长2012年“7000万嫁女”之后才开始的。

　　邢利斌是如何能借到300多亿的？

　　急速扩张：一年之内，联盛的资产总额翻了近两番

　　2002年，煤炭行业正处于极度疲软的阶段，只有2亿元财政收入的柳林县决定转让下属的兴无煤矿，当时兴无煤矿虽然年产60万吨，但负债接近2亿元，欠发工资近5000万，当地许多国企都不愿意接盘。邢利斌则以8000万元的价格接收了兴无煤矿的经营权，并承担了1.93亿元的债务和3.1亿元的资源价款。

　　也正是这个让外界看来“极其冒险”的动作，让邢利斌很快地站在了山西煤老板前列，也由此开始组建山西联盛集团，此后的一系列扩张收购也颇有“兴无煤矿”的收购风格。2008年7月，兴无煤矿、金家庄煤矿、寨崖底煤矿在境外成功上市。2009年9月，联盛集团又与华润电力合作，先后在中阳、交口、石楼、孝义县等县收购了39对矿井，整合后形成了煤—焦—化、煤—电—水泥两条产业链。

　　要知道，发展后的联盛曾经富甲一方——其所在的柳林县，财政收入位列山西省县级第二，而手握全县一半以上煤矿资源的联盛，至少贡献了其中的三分之一。2009年，邢利斌以34亿身家，跻身胡润能源富豪榜第22位。但邢利斌打造“煤焦企业航空母舰”的目标并未止步，最高峰的时候，邢控制了柳林超过80%的地方和集体煤矿。2009年之后，他更将触角伸向教育、房地产、农业。

　　最夸张的一个数据是，联盛的资产总额从2011年底的138亿，暴增至2012年底的476.6亿，一年内翻了近两番。但是一年之后，2013年11月29日，总资产600亿的联盛集团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所谓重整，又叫破产重整，是指借助司法程序，为已经资不抵债，但尚有造血功能的企业撑一把保护伞。保护伞之下，生产经营可以继续，债务可以停息止付，逼债催债可以冻结。同时，资产获得保全，法院不能执行拍卖，债权人不得哄抢。

　　联盛的急速扩张，高度依赖向银行举债

　　12年来，山西联盛在中国的产业、金融两界，获得了传奇般的扩张，其控制人刑利斌也一度被戴上“煤炭大亨”的桂冠。这种扩张背后，凭借的就是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就有国开行、晋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太原并州路支行、华夏银行太原五一路支行、深发展、柳林信用社等曾为联盛集团提供过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共借款41.5亿；山西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属63家农信社，共借款41亿，成为牵涉最深的两家金融机构。与联盛集团有业务往来的，还有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截至目前，上述诸多银行对联盛集团均有不同程度贷款余额，共同构成了153亿元的银行借款。

　　出于风控考虑，一般银行贷款基本都要有足值抵押物，煤企就用主体公司股权、采矿证作为抵押，而大多数贷款都要有投资项目作为支撑，单纯的流动性贷款一般也很难申请到。这意味着每一笔银行借款背后都是一次不同程度的项目扩张，这些项目让联盛集团迅速做大，相应的债务规模也如同滚雪球一般迅速膨胀。对于煤企来说，要想不断从银行获取贷款，就必须不断上马新的项目，而上马新项目又需要从银行获取贷款，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种“短融长投”的模式，不同程度上，伴随着每一个煤企的成长。

　　但是，2011年四季度以来，煤炭价格一直呈现下滑态势，联盛集团主产的焦煤价格，从2008年最高时的每吨1500元下跌过半。2013年前11个月，大型煤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7.03%，33家企业亏损，占比36.7%，亏损额同比2012年增加16.7%。2013年上半年，联盛的利润也从2012年末的9.77亿，跌至1.6亿。让人颇为惊诧的是，负债从2012年底的134.68亿，暴增至315.16亿。

　　不过，即便市场惨淡，银行依然不断杀入煤炭项目，联盛集团也先后启动了八个煤矿的技改项目。

　　向银行借钱的同时，也向信托、民间信贷筹措资金

　　对于联盛集团而言，不但需要找资金继续投资尽早出产能，而且还必须应对不断到期的借款和利息支出。在银行借款难以为继之时，就不得不引入较高成本的信托资金甚至民间资金。

　　据理财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联盛集团通过信托渠道先后融资总规模也超过了百亿元，涉及北京信托、山西信托、中建投信托、吉林信托、华融信托、中江信托、长安信托、五矿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事实上，邢利斌和联盛集团所面临的高负债率下的融资风险并不孤立。

　　2010年前后，向煤炭产业投以重金的中信信托曾预测，煤炭行业的利润率在15%到35%，而且至少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煤炭供不应求。仅就山西一省，就有一千亿到两千亿的资金需求。一时间，中信信托成了行业的标杆，大批信托公司也在积极抢占山西的煤炭市场；2011年正是西北地区煤炭整合时期，大多数煤炭企业都因为资金不足而利用信托进行高息融资，而彼时房地产受政策压制，煤炭因此成为信托资金最看好的行业。

　　但是，一旦融资方资金链出现断裂，动辄数十亿的抵押品价值就可能成为空头支票。据悉，目前约有1400多亿元矿产能源信托面临兑付风险，而煤炭矿产则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除了信托，联盛集团还背负着巨额的民间借贷。山西柳林县实为山西省民间借贷极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柳林曾一度是国定贫困县，因煤炭储量丰富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然而在柳林县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带动一批煤老板暴富之后，高利贷的阴霾开始笼罩在这个不大的县城，在煤炭市场未见颓靡的时候，高额利息能够及时到账，民间融资产业链不断扩张。

　　而高利贷的风靡也成为了目前困扰柳林的最大难题之一，随着煤炭行业景气度不断刷新下限，高利贷成为压倒诸多煤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诸多老板被警方控制，民间借贷陷入崩盘风险，但柳林县官方始终未公开当地高利贷案的详细情况。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2012年春节后，被称为“王行长”的王凤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柳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被批捕。有消息指此案涉及近百亿元民间借贷资金，远超温州吴英、鄂尔多斯苏叶女等。而据媒体报道称，王凤连被警方控制后，柳林警方根据举报查获满满一编织袋的银行打款收据，其中还包括联盛给王凤连打的四张欠条，总额为22.6亿元。

　　一个县级民企能借到这么多钱的背后危机、教训

　　地方政府为信用背书，债权人的利益难保

　　银行、信托和民间借贷这3个渠道，为联盛堆积起了近300亿的债务。那么，一个县级民企，靠什么能借到这么多钱？

　　作为当地最大民企，联盛已经一定程度充当了地方建设平台的角色，不少带有公共服务色彩的项目已成为了其业务板块。比如，其投资了38亿建设农业生态文化园区，让2万多名当地农民流转到农业合作社。联盛解决了柳林县2万余人的就业问题，而该县人口不过30万。显然，当地政府怎么强调联盛对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都在意料之中。

　　不管和谁借钱，通过什么方式借，都要有个信用问题。联盛最大的信用，就是地方政府的背书。在联盛的借贷运作中，不管是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都看到了其背后有政府的影子。

　　地方政府为联盛背书，不仅在贷款前，也在联盛垮台后。2013年11月29日，柳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包括联盛在内的12家企业的重整申请，县政府对此表示支持并参与了此次重整。重整后，联盛有9个月的时间不需要支付任何负债本金和利息。12月6日，国开行联合13家金融机构向山西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关于省委省政府出面协调联盛重整时间的紧急报告》，在报告中，债权人指出：此次重整是联盛和地方法院单方发布联盛重整进入司法程序的消息，他们事前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重整过程的不公开使得债权人担心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

　　像邢利斌这样奢豪的老板很多，大多处在周期性行业，但这并不能代表企业的偿债能力

　　“7000万嫁女”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外界只能猜测，但从行业来看，近些年乐于炫富的“土豪”群体，其所处行业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即都是周期性极强的行业。

　　在这样的行业中，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债务人产销受阻，资金回笼困难，便有了借贷冲动。因此，企业必须营造一种实力尚存的印象，以便从外部融资；对债权人来说，这个行业并非一蹶不振，行业总会进入上行周期，因此也才有放款的必要。煤炭、钢贸等行业是典型。除煤老板外，钢贸老板的“显摆”早已闻名遐迩。在钢贸行业最红火的2009年前后，上海、江苏一些钢贸市场的豪车停泊密度堪比迪拜。2013年，钢贸老板因负债“跑路”，丢下百万奢侈房车而不管的事情时常发生。

　　在借贷关系中，最可靠和最不可靠的信用保证都是人的因素。在中国民间借贷发展早期，血缘、共同文化和乡谊等因素都可以作为信用的保证。但随着民营经济壮大和扩张，这些地域性较强的信用纽带，既无法适应民间借贷资金体量的膨胀，更逐渐和金融资源的全国性流动相脱节。因此，在民间借贷中，更加具体化的奢侈生活方式及器物成为了信用的新载体。

　　但2011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中国GDP增速开始下降。包括尚德、联盛在内的一批明星民企纷纷出现债务问题，“在现在的温州，一个小区的整排别墅可能只有一个产权所有者，但这个人却无影无踪，因为已经逃债走了。这些空无一人的房子在当年的放款者眼中，是极好的信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