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份，我请了探亲假回辽宁阜新探亲，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阜新两派斗争也非常混乱，阜新市太平区要求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建设，因为我爱人是农村户口，不能在城市吃闲饭。我全家四口人搬回阜新县十家子公社小大来大队，住在大舅哥家一间半房子里。当时我在部队每月开54元（交伙食费13.5元，还有一些零用），每月只能给家里邮30元钱生活费，两个女儿念书要花一部分钱，所以生活很困难，好在我爱人很能吃苦，在队里干一些农活，挣点工分，勉强维持生活。那段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1970年3月20日我回老家探亲，大约一个多月回到部队，部队公布了转业人员名单，可是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退伍的人都已经到土城（集中学习等待分配），当年跟我一趟车来盘县的老同志都去土城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我睡不着觉，想起自己家庭情况，三个女儿都要慢慢长大了。在部队三个孩子能解决工作吗？能够农转非吗？家庭生活又这么困难。第二天我就找管理股我的股长，我把家庭困难情况介绍了，并要求转业。股长说，“部队需要你，是团部党委研究决定的，你就别走了。”我又向他请求，我实在有实际困难等，后来他说“这是上级决定的，我无权解决”。我又找了财务、军需、干部股几位股长，他们也是不同意，并且说“老九不能走”等等，还问我“部队对你不好吗？”我说：“在部队领导们对我很好，但我真是有现实困难呀！”找了几天没有结果。经打听，我才知道退伍办公室是徐副参谋长负责。那天晚上7点多，我就去徐副参谋长家，刚开始他对我的态度很好，给我倒茶水喝。我就把要求转业和家庭困难情况说了，他说，“退伍的人大部分都走了，领导研究决定不让你退伍。”我说：“你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我就找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就这样顶了几句，不欢而散。过了几天，管理股股长通知我，经研究同意你转业了。第二天我把帽徽、领章、办公的材料物品全部移交清楚。发给我一本转业证，职务是给养员，（当时我做的是代理司务长的工作）。就这样我结束了4年的部队生活。

　　1970年5月我去土城报到（集中学习）。5月7日，盘县矿务局土建大队成立，分配我在保卫组工作搞内勤。1971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土建队改为盘江矿务局建筑安装工程处。1971年5月10日，为了适应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经上级批准，建安处招工300人，去晴隆、兴仁、兴义招工。工资科科长张凤鸣和我主要负责招工人的政审工作。经过半年的辛勤工作，圆满的完成了招工工作，招来的年青人为盘江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当时辛苦点又算什么呢！

　　1972年4月28日盘县特区将部分房产和水源移交给建安处，建安处不久从土城搬到盘关。建安处革命委员会成立，副主任是王彥和，政治部主任是路喜柱，军代表是罗传信。我从保卫组调到组干组工作，做干部档案管理工作，经组织批准为一般干部。当时组干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选拔培养干部，那时提拔干部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很严格，都要内查外调。1972年6月领导让我整理30多人的调查提纲，经领导同意，我同张凤鸣科长到辽宁、河北等地外调，大约半年时间，那时铁路、公路都不太方便，坐火车都是硬座，还有的地方不通汽车，我们租用自行车，生活条件很艰苦，出差补助也特别低，自己还得往里补贴。为了党的工作，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经过调查取得的材料，大部分没什么问题，政治条件很好，有的人提了职，有加入了党组织。

　　1975年1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需要，我从建安处调到矿务局组干处工作，当时组干处分三个组（组织组、干部组、纪检组），我被分配在纪检组工作，进行党风党纪教育、查处党组织和党员违纪案件，是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重要手段。在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我能严肃认真按党的政策办事，基本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通过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查处了一些违纪案件，并按照党规党法进行认真适当处理。

　　1980年5月，在矿务局党委的关怀、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家被批准农转非，从辽宁省阜新县十家子公社落户在贵州省盘县。从此结束了我家15年非常困难的两地分居生活的问题。我也更加努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1981年经组织批准提职为组织处副科长。

　　1982年7月16日，经矿务局党委决定，成立中共盘江矿务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办事机构增加到7人，我在纪委办公室工作，负责各种报表、年终总结、案件查处、来信来访等工作。盘江矿务局从1980年以来，把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放在党风党纪建设上，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各级党委、纪委把党风党纪教育工作作为治本之道来抓，层层举办各种类型的党员干部轮训班，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了尽快实现全局党风的根本好转，局党委、纪律每年开展两次党风大检查。形成了全党抓党风的局面，基本上刹住五股不正之风（职工经商、送红包、以权谋私、截留职工工资奖金、赌博的不正之风）。在这期间，我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好评。

　　为了提高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更好的为党工作，1983年9月至1984年1月，局领导派我去四川煤炭工业管理局干部学校（政工班）学习，我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准予结业。1984年1月10日经局党委批准，我被提升为纪委正科级干部。2月，我回到纪委上班不久，局领导贾树梅、张世新来纪委找我谈话，让我到整党办公室做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我问核查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说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全过程和每个党员的表现情况。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部队工作四年。对盘江局的文革情况一点不了解”，贾局长说：“正因为你不了解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才让你搞这项工作，你没有偏见，能够实事求是的了解真实情况。”当时纪委领导也不愿意让我去，纪委办公室工作也需要我。他们说这是局党委研究决定的，我就无条件答应去了。

　　当时核查工作主要是了解全局党员和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我们采取“以事查人”、“以人查事”的办法，经过大量的了解和找有关人员的谈话，全局共排出23起大事件（其中致死人命的大事件3起），已查清20起。在落实干部政策中，1979年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谢德明、卞宝盛进行了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

　　盘县矿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于1966年6月初，被点名批斗的有10人。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龙山农场筹备处各井区和火烧铺电厂等单位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并开始夺权，3月龙山农场生产筹备处被夺权，3月12日火烧铺电厂被夺权，12月31日火烧铺生产处被夺权，3月24日盘县矿务局筹备处被夺权，随后矿务局下属各矿厂也相继被夺权。1968年开始，矿区各生产、筹备单位的党政负责人多数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甚至被毒打，造反派实行白色恐怖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据统计，全局被打有200多人（被当时迫害致死有3人：段晚龙、卞宝盛、谢德明）。

　　那时全矿区内，龙山农场生产筹备处的“造反派”闹得最凶。1968年5月至1969年4月30日，他们在山脚树、火烧铺私设关卡，拦阻汽车，先后三次派数百人出征火铺地区的68工程处和671火药厂。1969年1月13日至2月中旬他们派140余人到盘县保卫“红色政权”，攻打松关、羊场等地。1969年3月，他们派出100余人武装进驻兴义。对立派互相攻击，打骂、武装械斗、夺权与反夺权。“文化大革命”运动给盘县矿区建设和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1969年10月贵州省“工宣队”进驻盘县矿区。1970年3月“支左军代表”进驻盘县矿区，开始对矿务局革委会进行“补台” ，原“革命委员会”停止活动。从矿务局革命委员会成立，盘县矿区生产建设逐步走正轨。以上是我们核查组全体同志调查走访了解的一些情况。在这基础上，我们列出了调查提纲，重点调查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三个人的具体情节。经局领导批准，我和郭长寿同志到河北唐山、东北铁法等地外调，大约3个多月，回来向领导汇报了调查情况，并将调查来的材料交给了有关部门。

　　核查工作结束，我又回到局纪委办公室工作。1986年我被盘江矿务局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6月我调往局公安处任经济科科长，调查处理了6起经济案件，有的人被降职，有的受到党纪处分。1990年3月，我又从公安处调回局纪委工作。1991年被机关工会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1993年被机关党委评为党风建设先进个人。1992年1月被公司聘任为政工师。

　　我在纪委工作期间，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局党委、纪委领导让我到各地去学习，1991年10月6日至20日，在北京实验大学“纪检研讨班学习期满”，成绩合格，准予结业。1992年6月参加省纪委举办的“纪检控申”岗位培训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还在六盘水党校学习过案件检查、案件审理等知识。

　　我从1970年到1998年，28年来干的都是政工工作。在局党委、纪委领导的关怀下去河北北戴河疗养过三次，到珠海、深圳党校学习过了一个多月。

　　1983年以来，我的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大女儿在贵阳盘江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工作，中共党员，正科级干部。二女儿在盘江控股公司总医院组干科工作，中共党员。三女儿在贵阳市南供电局财务科工作，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儿子一直在盘江精煤股份公司宣传文化部工作，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1997年12月24日，我从盘江矿务局纪委退休了。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在煤炭系统工作了38年（其中在部队工作4年），为党的三线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同时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孙。我认为是值得的。

　　早在1988年11月，盘江矿务局局长宋福林同志等领导就开始筹划干沟桥中心区建设。他说：“这是让那些为盘江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职工们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为盘江职工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参加三线建设的同志们感谢他，终身不会忘记他。

　　1998年11月我家从老矿务局搬到干沟桥，住进了新楼房，儿女们也都住进了新楼房，工作、生活在新开发的城市里，我感到很满足。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从当年的壮小伙，如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现年已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