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鸡西，一名矿工结束一天的工作，正准备脱下自救设备

　　徐丽宪  南方人物周刊

　　挖一辈子煤，过了一世不见光的日子

　　“寒风微微，斜插在路灯杆上的红旗，飘起来像波浪。街道角落，偶见残雪，在等待暖阳融化。这里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因煤炭储量位居黑龙江第一，也称煤城，往东跨过乌苏里江，便是俄罗斯。

　　3月11日开始，每天有近千名矿工聚集在新兴大街246号的矿务集团门口，他们强烈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

　　这些原本试图一辈子都忍气吞声的工人，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着”的横幅，第一次走上街头。他们已经4个月没有领到工资。阳光把来来往往的人照得很不真实。3月15日，除了巡逻的警察，街上已见不到维权的矿工。

　　龙煤集团辖下4个矿务集团注册员工26.6万，其中双鸭山占到6万。在去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将有10万工人分流到新的岗位。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群体失落的激情。

　　“大鼓”上跳舞

　　3月8日，七星秧歌队到底没能克制庆祝三八节的冲动，在王奇（化名）家30平米的客厅跳舞。“跳好舞，把自己照顾好，不给政府添乱，就行了。”王奇说。

　　王奇是双鸭山市矿务集团七星煤矿的矿工。2005年，在井下作业时，矿上冒顶砸坏了他的后脑勺，一直公退在家。平常的日子无聊发慌，从日出到日落，他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大烟囱浓烟滚滚。

　　日子在煤灰的覆盖中，一天一天没了。他想让生活有点盼头，于是，便把同样因伤公退的8名工友组织起来，成立“七星秧歌队”。2011年上映的电影《钢的琴》，讲述钢厂下岗工人陈桂林组建了一支乐队，终日穿梭于婚丧嫁娶现场。王奇的灵感就来源于此。现实却比电影残酷，矿区的葬礼总是静悄悄。定期的自娱自乐，倒让他们暂时忘却了忧愁。

　　80年代的功放带着破音，《最炫民族风》的高分贝，湮没了他们跳舞跺击地面时应该产生的咚咚回声。这其实是在一面大鼓上跳舞。

　　七星煤矿矿工住宅区共有21尾，王奇家住12尾，也叫后德发屯。几年前，这里被划定为采煤沉陷区。借着棚户区改造的政策，大多数人上了楼房，只有几户人家还在这里。“等哪天突然塌了，我们也就埋在这了。”王奇说。他的另一处房子，因为沉陷，墙体开裂，已经倒掉。

　　黑龙江鸡西，龙煤集团所属的双河煤矿外，一名年老的村民走在铁路旁。煤矸石山前的这条铁路用于运输煤矿

　　《人民日报》曾评论称，由于当年煤炭生产受“先生产，后生活”、“有水快流”等思想影响，城市建设规划滞后，城区在矿井周围自由发展，很多矿工及其家属就住在煤矿上方，街区坐落在煤田上方——也就是说，历史的欠账为今天的噩梦留下一个不小的隐患。

　　他现在不仅要面对时间这个天敌，还得跟私人的违法开采抗争。从院子进门直走，经过客厅到厨房，是一个15度左右的斜坡，水泥地上的裂纹，大大小小地向墙体延伸，像一张蜘蛛网趴在地上。地下直线25米左右的炮震，制造了这些裂纹。

　　一年前，这个斜坡是10度，再往前，水泥地是平的。距离他家150米，一家私矿——龙发煤矿仍在开采。这家煤矿本属于七星煤矿，十年前停产。“但不知咋的了，这两年又开起来，产权还归了私人。”王奇说。他去煤矿跟老板交涉，老板说等来年帮他修个新的水泥地板。

　　就在七星秧歌队跳舞的时候，跟他们一条马路之隔的矿工，开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商量事情。这里距离双鸭山市区大约一百公里。

　　失落的煤城

　　3月24日是星期四，也是七星煤矿矿工赶集的日子。集市由露天和室内两个市场组成。平时不出门的人，也会到市场凑个热闹，见见工友。慢慢的，这也形成了矿上的传统。如果连续两次赶集都见不到某人，那他（她）多半是没了。

　　王奇赶到市场时，正值下午。偌大的露天市场，见到的人都不超过50个。后来他才知道，爷们都躲在室内打牌。室内集市的很多铺位都空着，他们就坐在水泥砌起的台上打牌。这是多数矿工消遣闲日子的方式。除了打牌、找小姐，这里不会有第三种娱乐方式。如今，失足妇女都离开矿上，就只剩下打牌。距离市场不远的一所中学，教室门口的荒草都高过膝盖。看得出来，这里已经荒废了好久。

　　煤炭价格高的几年，每个赶集的日子，市场内比春节还热闹。“一进去，就像进了一个蜜蜂窝，到处是说话的声音，却总听不清楚说什么。”何路（化名）说。

　　他们已经没人再愿意提起上街的事情，尽管仍有两个月的工资还未领到。矿工上街的第五天，龙煤集团给他们补发了去年的工资。

　　辛秦岭 （音） 从龙煤集团正阳煤矿关闭的出口前走过，他曾是一名矿工

　　从外表上看，聚在一起打牌的人没什么两样。但何路指着其中的两个人说，“其实这里面有好几个是缺胳膊少腿的人。”

　　何路本身也是一名残疾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在一次下井作业中，他的腿断了。

　　他是七星煤矿的第一代矿工。10岁时，随父母从吉林德惠到双鸭山市岭西。七星煤矿开矿的第二年，他成了矿工。当年，他18岁。

　　那时的七星煤矿，还是一片荒地。远离城市，让他们避免了大范围的批斗，但热血青年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参与。

　　下矿前，他们不做任何安全检查，而是拿着红宝书，读一遍语录。不相信科学安排，导致安全事故频发。许多还未来得及把人生展开的青年，就跟着口袋里的红宝书一起，永远留在了黑暗的井下。

　　何路断腿的同一年，江石（化名）从安徽到双鸭山，成了七星煤矿的矿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提出改革开放。此前，苏联和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让东北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发展成了主旋律，被压抑了十年的人性，有了充分释放的机会。按照那时的8级工资制，国家正式职工每个月也就能领50块钱左右，但矿工可以领到两倍。如果说何路成为矿工，是时代背景下的选择。很显然，江石就是冲着钱去的。诸多像他一样的“盲流”成就了双鸭山市的辉煌，煤矿行业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咱们工人有力量》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写照。“向煤矿工人致敬”，大街上的标语，也显示出这座城市曾经尊重煤矿工人。在其他城市，大街小巷张贴的标语和口号，最能体现各个阶层的变化，也真实反映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变化。

　　江石在矿上贡献了10年青春。1986年，他的腿在井下断了。在那个安全规章不被重视的年代，矿工们断胳膊断腿是常有的事。有矿工说，上面给了每个矿允许伤亡的名额。那时候，人命也便宜，几千块钱，就可以让死者家属“情绪稳定”。

　　江石和何路安了假肢。后来他们才知道，缺胳膊少腿的人太多，煤矿直接跟假肢厂签了合同，每4年更换假肢，工人们就可凭着合同自己去假肢厂领。适应假肢需要过程，何路每更换一次假肢，都要痛苦半个月。他说，总会把小腿的肉磨得稀烂，然后变成血水流掉。如今，他的小腿磨得基本上只有骨头。伤残之后，他们的婚姻也会得到类似于军婚一样的法律保护。“妻子提出离婚，法院是不能轻意判同意的。”江石说。

　　三年后怎么办

　　华夏（化名）领到拖欠的工资，赶紧去医院预约了床位。再过两个月，他老婆就要生了。2015年初，龙煤集团开始不按正常时间发工资。到10月份，就直接不发。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1月，龙煤集团欠薪达8亿元。

　　华夏找过矿上领导，领导回他，“人家都不吱声，你为什么要吱声。”从此，华夏再也没找领导提过工资的事。“每个人都忍气吞声，就看谁家最后揭不开锅。”

　　从2014年开始，华夏就意识到不对劲。每次矿下出煤，拉上来，就往地面堆着，眼见堆成几座小山。他的月工资也由1300元降到700元。这一年，黑龙江省政府一次性给龙煤集团“输血”30亿元。后来，在去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龙煤集团提出10万职工分流计划。

　　华夏就是10万分流职工之一。今年3月1日，他到市园林绿化处报到，签了3年工作合同。第一批分流的几千名煤矿工人，有三处选择：园林绿化处、农垦和环卫处。

　　两个月前，煤矿让愿意分流的职工报名，他第一个登记。“人总不能等死。”华夏说，“马上要生孩子，也得要钱。”他老婆原来也是煤矿工人，工作3年后被单位辞退。2014年，华夏就想尝试另一种生活。他跟矿上请假一个月，跟着老婆去她老家——威海投奔亲戚。但实际上，他在威海呆了3个月。期间，他找了一家工厂上班。最终还是不习惯，又带着老婆回到双鸭山市。煤矿一开始不给上班，他最后找人，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修理锅炉。

　　华夏是双鸭山市原住民。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没了。2008年，他从黑龙江煤炭大学毕业就直接去了七星煤矿。“家里条件不好，好的工作岗位需要钱去打理，我家没那个冤枉钱去花。”华夏说，“不管危不危险，能有份工作就行，赚点钱。”

　　此时的七星煤矿已属龙煤集团。2004年，黑龙江省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龙煤集团。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双鸭山、鹤岗、鸡西、七台河4座煤城42个煤矿归属龙煤集团，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炭企业。

　　很多像华夏一样的80后都有类似的看法。“都是年轻人，属于矿区地段，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稳定。”华夏说这也是他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选择下矿的原因。

　　2012年，华夏差点死在矿井下。他听到“哧啦”一下，知道那是石头裂开的声音。他一回头，石头就砸了下来，工友及时拉他一把，一块石头顺着他背部滑下。第二天，他走到井口边就怕，总觉得石头排山倒海地压过来。此后，他再也没有下井——申请调到地面修理锅炉。

　　“习惯了一个工作，去做一个新工作就不适应，重头再来不是那么好来的。”华夏说，“现在像风筝，以前在矿上上班，虽在空中飘着，但至少还有根线拉扯着，但现在线断了。”

　　华夏最怕的是，3年后，绿化园林处不再续签合同怎么办。

　　18年轮回

　　华夏的岳父赵龙，也是一名“盲流”到双鸭山市的矿工。1988年，他到七星煤矿时，当地人总会在“盲流”前面加个“臭”字。

　　20岁那年，赵龙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但因家庭条件不好，姑娘跟他黄了。他又在家里呆了4年，依然没讨到老婆。村里跟他同龄的人都抱孩子了，他心里难受，打听到家里有亲戚在七星煤矿上班，他就投奔去了。

　　赵龙就想着，赚点钱，赶紧回家娶个媳妇。却没想，来到煤矿的第二年——1989年，他就跟当地姑娘结婚了。

　　上班第一个月，赵龙领了270块钱。他一口气跑到小店，买5个发糕吃。3个月后，他见到第一起矿难。一起下井的工友，腿被压断，后来，他再没见到这位工友。但为了钱，还是忍了下来。“不干活就没出路，我们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技能，干不了别的活。”赵龙说。

　　赵龙今年52岁，他说人生从下井那天就结束了。下井第一天，他坐着运输皮带，回头看见井口的光一点一点地消失。虚汗开始一滴一滴地往外冒，到井下，他才意识到，身上的棉袄已湿透。

　　矿上工人55岁退休，但活过60岁的人都很少。“很多人退休二三年就没了，有些一边在办着退休，一边就没了。我身边的人，活过60的人真不多。”赵龙说。

　　他甚至暗中发誓，在家庭成员中，矿工到他为止。因此，当他得知女儿的男朋友也是一名煤矿工人时，他极力反对。“如果我有儿子，就是让他去要饭，也不会让他去挖煤。”

　　1996年，中国经济暂缓增长。也就是这一年，七星煤矿开始拖欠工人工资，赵龙工作一年，却只领到了3个月工资。当年全国开始有大量工人下岗，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约为1500万。

　　赵龙在这一年下岗，他带着老婆回到山东。他在家没找到工作，把积蓄花完后，找父亲和奶奶借了600块钱，又回到七星煤矿。“回来后我就听说，很多人的媳妇出去打工，回来就离婚，有些就干脆没回来。”赵龙说。

　　2000年，中国煤炭迎来“黄金十年”元年。当年跟赵龙一起下岗的工人，也多数回到七星煤矿上班。龙煤集团在收购四大煤城后，想通过上市来获得转型的机会，但每次都因矿难作罢。

　　如今，王奇仍没等到黑矿老板给他承诺的“修水泥地板”，倒是他的工友，却要再次面临“下岗再就业”。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历史经济变革得与失》一书中写道，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曾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

　　人生一直在兜兜转转的赵龙不知道这些大背景，他只是说，感觉又回到了18年前。时间转了一圈，又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