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户口簿上，伯娘是我的母亲。

     我从小就随自己的亲生父母长大，这种特殊的身份，在我上学后要填写档案时，父母才很严肃地跟我提及。伯父伯娘一辈子没有生育，我大哥出生后，长辈们决定将大哥过继给伯父。两年后，我这个姑娘出生了，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为了让父母能够再生育一个男孩支撑门户，长辈将我的户口跟着大哥一起落在了伯父的户口上，我就这样成了一个有城镇户口的农村姑娘。

 

    伯娘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属。1980年，她跟着成千上万的煤矿职工家属一起“农转非”，不用耕田了，国家每个月按时发放口粮。当时这个优惠政策，让许多煤矿工人在找对象时增加了赢得姑娘芳心的筹码。可她在娘家就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从来没有呷商品粮的优越感，一辈子认为自己就是个有城镇户口的农民。
只要家里有农活忙不过来，伯娘就会来帮忙。小时候，乡下最忙碌的“双抢”时节，她和父母一起顶着烈日，帮我们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割稻、插秧、收谷子，天亮就出门，摸黑才收工。怕麻烦我们，她常常在自己家里吃了饭才来干活。“双抢”时节，家家户户有活要赶，花钱都请不到劳动力，伯母的支援，无疑是雪中送炭。

 

    村子里有很多像她一样“农转非”的阿嫂。极少数男人当矿工有出息了，就把老婆孩子都接到矿区，住公家的集体房子，孩子上煤矿的子弟学校。大部分当矿工的男人，只能隔一阵子带着女人到矿里去赶个小集，扯几尺布做身新衣裳，女人回到村里就会将矿里的俱乐部、大操场、红房子、大食堂眉飞色舞地描绘几天，引来无数羡慕或不屑的眼神。伯娘一直待在村子里，没有机会去矿区。直到2005年，伯父的矽肺病情加重，长期住进了矿职工医院，伯娘做陪护也跟着到了矿区。伯父十六岁就招工进了煤矿，在井下一线打掘进，在一平硐连续工作了三十六年才因伤退休。他在矿区有老朋友，特别是那批一九五八年入矿的老同志，很多跟他一样患有严重的矽肺。他们打针时就在病房里回忆当年冲天的革命干劲，不打针、不吸氧时就在矿区转一圈，倒没什么不适应。快六十岁的伯娘，天天可以看到年轻时那些阿嫂描绘过的矿区情景，却再也没有一丝半点的激动。她心心念念记挂着山后的菜地荒废了，只要有点空，就赶紧回去种上点应季蔬菜。她不会骑车，又舍不得搭车，每次来回要走二十里路。她的根始终留在了那个叫“进山冲”的山坳里。

 

    女人不能生养，在乡下是天大的罪过。关于伯娘不能生育的话题，从我记事起，就是家中的雷池，不能提及，更不能议论。伯娘是祖母的亲侄女，这种亲上加亲的姻缘，倒也避免了她在家族中受到歧视和慢待。但家中大事小事都是伯父说了算，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很多年后，我才从村人的议论中知悉，不能生养的并非伯娘。

 

    伯娘是家族中的长房媳妇，一向少言寡语，不多说一句话，不看村子里的热闹，不传无关的口舌是非，她的安守本份、勤劳稳重，一直得到了祖辈的交口称赞。我从懂事起，对她的尊敬比对其他长辈无形中多出几分。2008年4月，伯父因病去世。此前数年，伯父因矽肺折磨身体极度消瘦，行走困难、日不能食、夜不安枕，常因呼吸衰竭送去抢救。病重期间的伯父变得焦躁不安，脾气火爆，疑心加重。借酒浇愁令病情恶化不说，居然指责伯娘行为不端，甚至无中生有说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当时，祖母已经过世多年，祖父过世时也没有告知在医院里的伯父。伯娘原本就话不多，认为吵架是出家丑，她能吃一年四季辛勤劳作的苦，能受日夜不眠照顾病人的罪，却没有勇气为自己辩护，只能无助地向我哭诉。除了安慰她，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对这些清官都难断的家务纠葛。那种被自己最亲的人冤枉的委屈，自然是锥心刺骨的疼痛。我有时真想替她辩白几句，可看到病床上骨瘦如柴的伯父，话到嘴边又只能咽回去。

 

    伯父病逝后，伯娘随大哥一家居住，帮着兄嫂照顾孩子。伯父伯娘最大的骄傲就是大哥读书用功，聪慧过人，一九九一年大哥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铁道机械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娄底火车站。煤矿工人的崽不用挖窑了，伯父自是逢人就夸大哥出色。大哥成家、立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兄嫂的条件越来越好，一家人从宿舍里搬到了复式结构的新房里。伯娘原以为能过几年安稳日子、安享晚年了，谁知在优越的物质条件中迷失了方向的兄嫂各行其是，夫妻矛盾不断升级，三天一小吵、九天一大吵，离婚成了口头禅。连续好几年，兄嫂都在春节期间大吵大闹，各回各家，整得全家人都没有好心情。伯娘没有文化，更别提威信，自然没有那些婆婆当家的精明手段，她像个免费保姆，倾尽心血将孙女一手带大，家里能做的家务一点都没落下，连嫂子的内衣都帮着清洗。一有空闲，就千方百计多种点时新蔬菜，多喂养几只土鸡。每次兄嫂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伯娘成了夹心饼干，她的和善在他们眼中成了懦弱，她的奉献他们视若无睹。尤其是生怕兄嫂真离婚的那种小心翼翼，令我心疼。

 

     2014年1月，67岁的伯娘生病住院。她一向身体很好，偶尔感冒只要吃几粒药片就好了。这次病来如山倒，1月21日，离马年春节不到十天，我和大哥陪她去人民医院做胃镜。检查的痛苦，我听亲友提起过。这次亲眼看着瘦弱的伯娘在床上扭曲的脸部，听着那一声声痛苦的呻吟，我只能紧紧攥着她枯瘦无力的手，想给她传递一点力量。报告单上那个无情的Ca,伯娘看不明白，却令我们天旋地转。家人决定暂时隐瞒真实病情，我和大哥打算春节过后请假陪伯娘去省城确诊，再决定要不要手术。那段时间，冬日阳光灿烂，我每天吃过中饭就举着点滴瓶子陪伯娘到医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她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步履越发蹒跚，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陪伴过她。那一刻起，伯娘也是我的娘，我想给她对亲娘一样的爱。

 

    2014年2月1日，马年正月初二，更大的考验降临。大哥在值班时摔下三米多高的墙下，不省人事。抢救、转院、手术，个中曲折，让这个春节与众不同被大家铭记。大哥在省城住院，伯娘就在职工医院治疗了，原计划彻底打乱。骄傲、敏感的大哥，从小就被三代人宠爱着，是家族长辈引以为荣的青年才俊，面对婚姻中的一地鸡毛，他的情商远不如智商，他破罐子破摔，天天酗酒，让家人陷入永无休止的折腾和痛苦深渊中。与死神擦肩而过都没有让这个颓废的男人反省自己的人生，出院后，他从身体到心理都变成了残疾，一直在家赋闲。酒，成了他的亲人。这一年，我经常出入医院，不断地办理住院、出院手续，煲烫送饭，到处联系血源，给伯娘输血。若不是表姨和堂姐无私帮衬，我根本没法承受这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一心想尽量减轻伯娘的痛苦。在这种关键时期，大哥心知自己有责任要担当，但他难得清醒，更多的时候是自身难保。有一次，他抢着去付住院费用，最后却不知道将钱掉在哪儿了。伯娘住院期间，嫂子总说工作忙，难得出现在病房里，她不知道每一次她的出现都能让伯娘气色好三分。大哥的糊涂、嫂子的冷漠，引发了家人的谴责，可这有什么用呢？三十多年的养育，原以为可以老有所依，却不料是黄粱一梦。

 

    2015年3月6日晚，羊年惊蛰，元宵节刚过。伯娘在母亲和小姑的陪伴下安然离世。伯娘最后说：“今天礼拜五，我可以去了，不要耽误孩子们太多的时间。”她一辈子都不愿意麻烦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惦记的还是孩子，生怕自己的丧事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我一直内疚，没有让她接受更好的治疗，也许可以延长她的生命；我一直内疚，没有能力让兄嫂恢复恩爱，让她可以安享天伦之乐；我一直内疚，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好好尽孝。都说好人有好报，相比其他癌症病人，伯娘并没有经受特别多的痛苦。村子里另外一个老人，在长沙多次住院，手术、化疗，最后人财两空，而在医院的日子更是百般折腾受罪。

 

    第二天，我抱着刚从照相馆冲洗好的遗照赶回村里。下车时，神情恍惚将相片忘记在的士车上。尽管伯娘生病后，我就做好了她随时会离去的心理准备，真正事到临头，我还是难以置信地手忙脚乱。赶紧通过客运办查到司机的联系电话，拿到失而复得的相片，我紧紧抱在身上——如果世上真有心灵感应，人死后真有魂魄，我相信这是伯娘舍不得我们的启示，她不过是想让我多陪她走一程！为伯母挑选遗照时，发现她每一张照片上的眼神都看着地面，不敢看镜头。这张她六十岁时的照片是我最满意的，看着她一如平常那种拘谨的笑容，终于忍不住泪奔！

 

    时隔一年的清明，我回到伯娘生前居住的屋里。房子里弥漫着潮气和霉味，屋旁的菜地里杂草丛生，唯有屋后的竹林，春笋林立，翠竹青青，春风吹过，竹叶摇动，碧波荡漾……

作者：湖南煤业集团金竹山矿业公司 谢小玲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