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过完了暑假，姐姐带着9岁的我，从川西来到资中。一天早晨，在水南镇威远煤矿驻资中办事处门口，坐上了滑竿。晃悠晃悠了一天，临近黄昏，突然峰回路转，看见山下一排排青瓦白墙的房屋，顺着山势高低散布，我就知道威远煤矿到了。

     从此，我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以后到资中读了一年半，还能时而回来小住三两天。再后来转学成都，就很难再来了。

 

     可就是这两年的生活，让我用了一生来回忆。可以说，我在梦中回到矿山的时间，也许早就不止两年了。

 

    说是两年，实际上经得起回忆的也就一年左右。后来才明白，尽管“沟中方数月”，但是“世上已千年”。我到煤矿半年后，就“百万雄师过大江”了。陆续有同学随父母离开，回到北方的家乡。那时年幼，不懂告别，甚至浑然不觉，以至后来不断地想：他们是怎样离开的呢？

 

    学校很小，就两排平房，每个年级也就一、二十个同学。对于上课，我已经回忆不起什么了。关于学校生活，我只能忆起两件事：一是“追踪”。先确定走山的路线，再派几个先遣队员沿路“藏宝”，做上暗号，大队人马随即沿路寻宝；二是运动会。我参加了“栽葱”，就是短跑比赛；跑到终点后，把木制手榴弹倒立稳当后再跑回来。

 

    不过课外生活，那就有趣多了。威煤有个大好的地势，就是四面山坡都不高，以“竞进社”（后来的俱乐部）和小学校为中心，向四围发射的小路，行成一个网络。一到晚上，条条道路上走来的同学们就聚集到学校操场“传电”。分成两队，一队跑，一队抓。跑的那一队中被抓到的“俘虏”拉手成一个链条，一头触摸到球桩，一头就“呼唤”求救。剩下那些跑得快又灵活机敏的队员就左冲右突，腾挪跌宕，只要拍到一个“俘虏”的手，就胜利大逃亡。直到全军覆没，就交换身份重来。夜色的掩护增添了神秘，成了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

 

    老师们的玩乐则“高雅”很多。周日，老师和矿山的职员就相约，带上熟食，爬山野游。我印象深的地方有凤凰寺和水沟寺。中午就请当地农民挖红苕，摘蔬菜，吃个新鲜原生态。还把当时街上唯一一家相馆的老板请来，扛着个笨重的长脚相机，跟着大家跑一天。

 

    现在没有任何地方的孩子还能有这样宽松的童年，而我们的成绩却是出奇地好。我报考蜀光中学，是第二名；再考川南资中中学，是第一名。那时没有汽车，自然也早就没有了滑竿，全靠我11岁的一双腿来丈量山间的石板路，我只好去了资中。何止是我，威煤小学的毕业生是很有点名气的。

 

    我在矿山，喜欢看的地方有两处：一是老井换班。绞车升起一群下班工人，上班的人马上进去填满。出班的人烟消云散，络绎不绝，悄无声息，从不凌乱。我年幼的脑袋忍不住想：这么多上班的人是怎么钻出来的，上井的人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再一个地方就是吊轮道。井下出来的煤，装车后滑行到吊轮道，一上一下，井然有序。多年来我都在想，怎么能把整个过程组织得这样环环相扣，严丝合缝？

 

    我也注意到了这样两个景象：沟里的青瓦白墙与四周山坡上的竹壁草棚区分十分鲜明；锅炉房倒出的炭渣还冒着火苗，就有一群同龄人上去哄抢，他们是怎么忍受那煤灰和滚烫的？只是我那时哪有啥阶级之类的觉悟？

 

    我怀念矿山，就是怀念那里的人。有两个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是教数学的李老师。她出的题我至今记得。三个瓶子分别能装10斤、7斤和3斤。现在10斤的瓶子装满了油，另外两个瓶子是空的。不用称，要求倒成两个5斤。现在当然一下了就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教室里嚷嚷着“倒”了好一阵。另一个是被日本飞机炸伤了右脚，终身拄着拐杖的伊老师。她用普通话高声朗诵她同情挑煤工人的诗：“一张大饼三碗饭，这年头……”

 

    至于同学，我都记得。李科（李矿长的儿子），王震（他后来兴妖作怪自改“王联震），程天喜，贺瑜瑜，王建国，李林，陈开泉，常德武、刘期友，訾承琳（訾矿长的女儿），丁行义，韩秀英（从没有戴过眼镜，不知怎么荣获“四眼狗”的绰号），李之隶、李之华姐妹（李总经理的女儿）。还有两个女同学李金凤和翟士聪，后来都进了矿医院工作。

 

     我要特别提到赵士恒和赵士林兄弟。他们的父亲在矿医院声望很高，医好了谢老师的伤寒症，却不知被什么病过早地夺去了。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俩和小妹妹，回了河南安阳。什么时候走的，我全然不觉。等我醒悟时才四处打听。听说士恒兄先是进了武汉三育中学。我好像没有联系上。再联系到时，他已经在石景山高井电站筹备处工作了。这时已是60年代。我们互相写了很多信。他的字正如他的性格，豪爽纯净，我曾经暗自模仿，自认“画虎不成反类犬”。他告诉我，未来的嫂子在唐山工作，不久唐山地震，至今令我挂牵。士林弟曾在1959年来利用出差重庆时来过我的学校。可惜从不外出的我那天刚好进城了。我们见面即告别。知道他在成都省水电厅中心试验所。可惜以后就没有来往了。

 

    我最后要记述的是王全喜。他的爸爸是在井下吊轮道开绞车的。从他后来的回忆录看，他家在1950年一开初就回河南了，那真是一路艰辛。不久，父亲带领全家南下湖南湘永煤矿。他16岁那年，井下事故使他们全家失去了顶梁柱。他只好辍学，挣钱养家。他要是继续读书，成就肯定在很多人、尤其是我之上。从他仅凭初中的底子，就敢和苏联朋友在信上来点“очень хорошо（非常好！）”即可见一斑。他的学历不高，但是，车、钳、铣、刨，样样一流，他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教授”？近年来，他陆续写了很多回忆，发表在他们矿山的双月刊《湘永人》上。见识深刻，文笔流畅，哪里是“九三学社（舍）”（早晨九点钟起床，下午三点钟起床）的大学生能望其项背的？更奇的是，千里姻缘一线从湖南牵到了威煤，嫂子只有那么贤惠了。这是全喜哥的福气。我去过他们湖南的家。他们回四川也来过我家里。每年第一个打电话给我庆生的就是他们，我的全喜哥和我的群芝嫂。

 

    我离开后，1954年寒假回去过，只觉得矿工的伙食出奇的好，还有春节的烟花堪比成都国庆节的焰火。再回去就是80年代初了，姐姐早离开了，但是胡姐在。胡姐就是做了多年校长的胡友碧。当年我们睡在一个屋檐下，吃在一张饭桌上。联系领养和鸽的信还是我转学成都时带去的。再去就是90年代了，那时国家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但是胡姐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苦。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人像胡姐那样为煤矿小学坚守一生？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总工程师胖英。当年野游就有他，我的印象是特别朴实。1964年，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送儿子下井当矿工。后来姐姐和几个老威煤重访旧地，去过他家。姐姐后来告诉我，他家连客人坐的凳子都不够。我真不知道天下哪里还有这样的好人？

 

     最后一次回矿，就是去年（2015）了。我怕再不走就走不动了，叫上一个年轻朋友，开车把我送到“竞进社”下的小广场，下车我就跑进“护矿队”原址，我知道那里是老威煤人的聚会场所。我主动搭讪，认识了我毕业后两年才进校的校友刘期富。小刘是典型的威煤人，热情地为我回忆后来的威煤，还陪我沿着“主干道”从“护矿队”走到老井口。风光不在，人事全非，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威煤没有煤了，但是威煤还有两样财宝，一是泉水，二是空气。地质教授说整个西南哪有啥矿泉水，但是威煤的泉水实在好。几根竹管就接到了家里，流进水缸，清澈得“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我平时离不开吸氧，但是那天我毫无憋气的感觉。再加上充分的阳光，人体不可或缺的自然需求，威煤都得天独厚。所以，我对威煤的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不信？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作者：成都新津县 王昌铭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