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东阳市区往北25公里，有一个叫古渊头的村子。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这个村子走出了25名博士、202位高级工程师、副教授、教授和553位大学生。要知道，村庄总共只有2200名村民。学风兴盛，耕读传家，昔日低调的古村落，近日因为央视《远方的家》的一次报道“爆红”。（9月26日《钱江晚报》）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失衡，让“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在许多农民对“知识改变命运”缺乏价值认同的时代背景下，“博士村”的逆袭，无疑打破了“寒门难出贵子”的刻板印象。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今天，依然有一些农民朴素地相信“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就有希望”。

　　对于许多农家子弟来说，“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打工”成为难以摆脱的宿命。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员。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对于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在环环相扣的教育竞争中，许多农家子弟过早地放弃、退出。

　　“博士村”的教育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村民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坚守与文化传承。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尽管大学生昔日的光环色彩逐渐褪去，但身边的励志样本，依然能够给“博士村”的村民形成一种强大的示范效应；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博士村”的教育奇迹依然有被续写的可能性。

　　当下许多村庄之所以对“读书有用论”缺乏价值认同，既和地方文化中缺乏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也和角色扮演与心理预期之间的落差密不可分——农民也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算计与权衡，当熟人社会中的大学生过上了好日子，他们自然会相信“读书有用论”；当身边的大学生不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难免会让一些农民形成“上大学不如打工”的价值错位。

　　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突破阶层板结的窠臼，需要拨亮高等教育这盏希望之灯。尽管这条“独木桥”充满悲苦与艰辛，但依然可以给农家子弟的人生提供更多的出路。“高考名村”也好，“博士村”也罢，“知识改变命运”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线微茫，让他们为摆脱宿命而不断拼搏、奋斗。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促进纵向社会流动，需要提升全社会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认同。一方面，农家子弟的人生突破，需要佳话的激励，需要“高考名村”“博士村”这样的榜样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希望与光亮；另一方面，只有考核评价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更加均衡，农家子弟才会有更多打破“下沉螺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