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民国世界，兵荒马乱。上周我们说江北县长到二岩煤矿视察，遭欢迎的礼炮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是土匪打起来了。周家还真的碰上一次兵匪。周家鼐先生说：“我小时候有一年，贵州的军队打到四川，帽子上有一个红的布带子围起，四川人就叫贵州的军队叫红圈圈。”

      红圈圈占了重庆，见啥圈啥。“还跑到我们屋头来，把东西都抢起跑了，损失近万金。家里的铺盖、家具都在屋头，贵州军一来，用大船装，装了几船走，还想拉人，没拉到。”

      周家原来三口煤窑，由于地方豪强的侵占，只剩一窑。家道中落，周家鼐甚至到了读不起书的地步。“还剩一个矿，但有很多股东，分到手的钱不多，我家五弟兄，还有三个姐妹，一共八个，经济困难。我就只有去找那种学费少的学校读。”

      青年画家苏葆桢办了一个艺专，惨淡经营，学费不高。“我读不起书就去读艺专，苏老师是沦陷区来的，大学毕业喜欢画画，在璧山办了一个健生艺专。健生是白崇禧的号，国民党的兵在璧山修了营房，苏老师要办学，就去找白崇禧说，你营房拿给我办学，我这个学校的名字就取你的号，恭维他。那些房子当时属于白崇禧的地盘。”

      学校办起了，但招不起生，亏本，苏校长就想把学校搬到北碚二岩来，又要找房子。抗战时宋氏三姐妹把流浪儿童收留起来，在禅岩寺办了一个收容所，抗战胜利后搬走了，房子空着。“苏葆桢就跑到北碚找管事的人说，那些空房子干脆拿给我办学。管事的人就答应了，所以我就在二岩读的苏校长办的艺专。我是半工半读，还得在煤矿做工，不然没钱交学费。”

       争矿

       周家有一眼煤窑开了两百多年，该矿最后易主，还是由于族人不争气。“这个窑，有一个说法是我们周家大房的人开的，大房的股东多，其中有一个把窑租给刘姓亲家，刘姓亲家赚钱赚多了，到时不还，两家就打官司。判亲家该还，但亲家跟国民党重庆行辕的一个大官有关系，就跑到行辕去躲起，那个大官就派宪兵把矿占了，江北县法院派来的差狗子，哪绊得弯行辕的兵，执行不下去。”

       后来，抗战老蒋入川，周家的人抓住了转机。“蒋介石来了，重庆行辕的人又绊不弯蒋介石，我们周家的人就到蒋介石那里去告状，蒋的一个侍卫长告诉原来行辕那个大官：你们还不把别个周家屋头的窑子还给人家，人家已经告来了，那人说，马上还马上还”。

      但这个矿还是没还给周家屋头，刘姓亲家又把营业执照以几十万元卖给另外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当时要反国民党，就拿钱买个煤矿，派了一员大将来接管煤矿当经理，就住在兼善公寓，还给他配了十把手枪。”

      北碚澄江镇的一个镇长，拿了一些步枪给周家一个大爷，叫他组织周家屋头的年轻人抵抗该团体介入。“他这是为了造成一种治安纠纷，找的一个借口，所以他马上喊北碚一个人去报警，说二岩煤矿发生武斗，要上面派兵来解决。上面派兵到兼善公寓把那个团体的手枪收了，也把二岩周家屋头拿枪的娃儿和枪都收了。”

      当时该团体势大，只敢收他们的枪，不敢抓他们的人。但对周家和把执照卖给该团体的刘家人，就抓起来关起。“关在牢里，就喊他们给上面捐款，人在屋檐下，哪个不低头嘛，捐了才放出来的。该团体那个经理，看见这么麻烦，就退到成都去了。这边的人又拿起钱到成都，把该团体买执照的钱退了，把枪也还了，那个团体的面子算是搁平了。但我们周家的麻烦就大了。”

       哥哥

       周家鼐的父亲本来是矿上的经理，40岁那年死了，正是日本轰炸重庆的时候，从此家里就他和哥哥当家。“哥哥比我大3、4岁，他有法定年龄，我还没得。他们派人来抓我们的时候，正在过年，父亲埋在白羊背，我和哥哥去给父亲上了坟回来，一帮便衣和二岩乡那个管理员，就把我哥哥抓走了，我当然就跟到哥哥去了。”

       在澄江镇一个乡公所，澄江和朝阳两镇的老大都在等着他们。“他们拿了一张纸条子出来，说照这个写！哥哥说写啥子？他说喊你照着写你就写，一个字不能错。我们一看，上面的内容大约是现在周家人招摇撞骗，说我们父亲在矿上有产权，实际上没得”。

       实际上，他们的父亲在矿上一直拥有祖上传下来的股份。两位少年非常无奈。“因为他把周家屋头的人都收拾完了，都关起了，要过年了，写了捐助才放了。现在只有我们一家没写捐助，我们有啥子办法，就说要得嘛，写嘛。他们又说还要去澄江镇喊个烟友来写，就是吃鸦片的一个大爷，相当于找个担保人。他们把那个烟友找来，也写起了，但还不行，说还要找我们二岩一个姓周的来担保才行。”

      大年三十，半夜三更，黑灯瞎火，他们跑到周大爷家里喊他出来担保。“最后，他们把写好的材料拿给我大哥看，我大哥一爪就撕了。那个材料我大哥本来已经签了字，就撕烂了。他说你们简直是骗人，我父亲明明有股权，你们偏说没有股权。我是小辈，我啷个把我父亲那些事情搞得清楚呢？我不能写，写了也不作数。”

      他们就把大哥关起，“大哥那天晚上就没有走成，第二早上我看见他们在二岩河边包了一条船，押我大哥从澄江到北碚，船上没得棚，我哥哥就站在船头望着我。哥哥一走，我一个人回二岩，赶快跑到妈妈那里去给她说，大哥遭关起了，去给他送牢饭。我妈是个尖尖脚，赶快跑去给大儿送牢饭。”

      大哥关了一两个月，有一次哭了。“他们一看就说，好，他害怕了，弄到死囚牢去关起。后来我大哥出来后给我说，当时他哭，并不是怕，而是委屈。他想，我写个东西出卖周家，我又不能代表他们，你们估到我写，太压迫人了。他们把他弄去和死囚犯关了十几天，我大哥一看，就说，你不敢把我杀了嘛！哥哥一个人硬是承起了！”

      他们把周家卖煤矿那个刘姓亲家也放了。“解放以后，我才听白庙子的人说，他们当时叫另外一个煤矿每个月拿100吨煤炭给他，也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也相当于出钱把煤矿买了。只有我们周家屋头的问题，点都没有解决，分钱没得，他们欺负我们弱小，量我们也屙不起三尺高的尿。刘姓亲家放出来，就和我，还有我妈，我们三个住在旅馆头，每天到他们家里去说好话，求他放我大哥。”

      大哥在兼善中学读书，春节过后开学了，才放出来。“关了两个月，没给我们一分钱，我们还要交伙食费。万恶的旧社会就是这样的，大虫吃小虫， 啊子吃毛毛虫。当时十个煤窑，十个盐井，差不多都在打官司，有的打一辈子官司。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像煤窑和盐井这些，成了唐僧肉，各种人都要来吃一口。但是，这个矿不管属于谁，都对北碚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