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亮:父亲的骨头 | |||
| 煤炭资讯网 | 2017/11/10 14:04:10 散文荟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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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的鸟儿有食吃”,父亲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走了,因为这个时候矸石山上没人捡炭,所以不用和人争抢。他总是摸黑穿起衣服,尽可能不发出声响,也只有母亲才能听见那窸窣的穿衣声。 那时的冬天可真是冷啊,玻璃上结着厚厚的白茫茫的霜花,房檐下倒挂着晶莹剔透的冰锥,西北风顺着门窗的缝隙“嗖嗖”地住进钻,门窗也被刮得“吱吜”的响,那简易的石头房在不生火的时候就是个大冰窖。从暖被窝里钻出来一下子进入冰窖的感觉真是让人受不了,可父亲就这样每天简单的重复着这种从春天到冬天的感觉,这点困难在他的眼里根本不值一提。父亲穿好衣服就开始生炉子,柴炭都是睡前备好的,当我们起床的时候,炭火映得炉壁通红,屋子里已经是暖暖的了,因此我家的柴炭也比别人家耗费得多一些。 屋子里是冰窖,那外边是什么呢?是黄狗冻得蜷在窝里瑟瑟发抖,还是石头被冻得裂成八瓣儿,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的手被冻开一道道裂纹,从缝隙是能看见里边粉色的细肉,连脚后跟也生着冻疮,从里边渗出一丝丝殷红的血;我知道父亲进门时,除了棉帽子遮住的地方,全挂着霜花,只能看到眼睛和嘴巴的轮廓,还有红萝卜似的鼻子;我还知道这种天气是能冻死人的,我爷爷就是在这种天气里,因为迷路而冻死在了风雪中。 那几年,我在外边上学,花销也大,大哥也没有正式工作,三天两头的打零工,下面还有两个小妹妹,一家六张嘴全靠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来过活,凭着母亲的节衣缩食,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由于父亲所在的单位撤并,他被调整为瓦斯检测工,又由于他不识字,而且检查出患了矽肺职业病,于是父亲就办理了退休手续。父亲自上班就没离开掘进队组,打眼放炮、推车、背炮、送饭这些工种他都干过,都是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儿、跑腿活儿。父亲从以前的月份牌工人到赋闲在家,他一下子适应不了,想打点工,可又身无一技之长,当他看到有人上矸石山捡炭,便动了心思,心说这活儿不需要技术,又不受人管制,而吃苦耐劳又是父亲最大的长处,更何况父亲从十三四岁就上窑背炭,他干这活儿是轻车熟路,所以打定主意去矸石山捡炭,以补贴家用。父亲的性格非常执拗,他认准的路一条道儿走到黑,九头牛也难拽回头,其实父亲也是有些心急了,手里没存下什么钱,自己又以老为实没啥本事,我上学开销又大,大哥又没有正式工作,父亲是被生活所逼才走上这条以命换钱的不归路。 夏天还好,虽然披星戴月,可总还有些光亮可照,冬天的三四点钟,矿区的天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没有多少人见过,那些微弱的星月的光芒只能勉强看得见伸出的手指,所有的一切都被吞噬在黑暗中。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说的就是父亲每天所走的这条路。路不算长,上山、下山、再上山,一共四五里左右,往返一趟将近十里。那是一条“之”字形的山坡小路,坡有五十多度,细的如羊肠一般,刚能放平两只脚,蜿蜒着通向山顶。为什么说这是条路呢?因为这条踩踏出来的痕迹没有长草,也因为上面没有太大起伏迈不过去的石坎儿,还因为牧羊人每天赶着他的羊,从这上面往返一趟,沿路留下一颗颗黑枣似的羊粪蛋儿作为记号。积雪时,就连就羊肠般的路也被掩了起来,全凭着感觉,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好在父亲对它太熟悉了,哪里不平,哪里回头拐弯,哪里有可歇缓的平台,全装在他的心里。 风顺着山坡刮的时候,起初还有些遮挡,而一上了山头,四处的风汇聚一齐,以排山蹈海般的气势肆虐呼啸,如野马一样狂暴不羁起来,人几欲站立不稳,随之而去;或形成气漩,席卷天地,飞雪与枯草在涡漩中狂乱地舞动,又活脱是一条几欲升天的飞龙。 碴子坡是专门倾倒煤矸石的地方,坡度非常陡峭,平常人几乎没法在上面走路,每走一步,脚下的碴子就往下cua(快速地滑下),上面的石头也跟着cua下来,有时是很大的一片,像是连锁反应一样,远看颇为壮观,可当真身临其境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有一个邻居就是被cua下的碴子活活砸死了,父亲也有一次血流满面的回到家,好在有惊无险。 在黑天半夜里,凭着一只手电的光亮,在煤矸石中找炭,也不件容易的事儿,矸石和煤都是一样的顔色,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父亲炼就了一双火眼睛睛,一眼就能分辨出哪块是矸石哪块是炭,再一上手,就更准确地验证自己的判断了。 父亲就是在这种种恶劣的条件下,用一双脚在这近十里长的山路上丈量了近十年,十年时间,他走过的路比红军长征还要远,也还要苦还要累。一个人究竟能承受多少重荷呢?那些炭如果堆积起来就像一座小山,而他洒下的汗水能注满几个水缸,磨破的球鞋能有几十双。 有几次,在父亲就该到家的时间却没回来,母亲和我心绪不宁,我便上山迎接父亲。我站在山顶,远远的就望见一个像父亲的身影,佝偻着背,踽踽独行在山路上,由于是努力地向上爬,他的身体尽可能前倾,以几近与山坡平行姿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攀爬着。我随即跑过去,从炭筐下小心地托举着,直到一个可供歇缓的平台,父亲才向后一靠,释下了重负。如果没有平台,放下的炭筐就可能背不起来,即使背起来,也需要耗费很大的力气。这样可供休憩的平台,一路上也没有几个,就是由这几个平台,连起了一条可以暂时放下重负的路,这条路也像极了父亲的生活,一生在奔波忙碌中度过,偶尔太过劳累了的话,才用酒精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 父亲脸上的汗顺着鼻洼鬓角淌下,冲出一道道发白的印痕,他摘掉了帽子,从头上升起雾状的热气。因患着矽肺病,他的心肺功能一直不好,这时更是气短,他大口地喘着粗气,并开始咳嗽,吐出几口粘痰,稍微平静些后,他点着一支劣质卷烟,猛吸一口,又引起一阵巨烈的咳嗽,也从肺里揪出更多的痰液,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清除掉那些附在肺壁上的浊物,才能让身体更舒服些。因不间断地咳嗽,他的脸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潮红,胸脯也不住地起伏,那每一声咳嗽都揪着我心,我难过极了,转过脸过,不忍目睹了。 抽过两支烟后,又要起程了,我替父亲分担了一些,虽然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沉重,但背起来就是搁得慌,我不停地挪动着那背部的受力部分,那些炭的棱角在皮下的骨头上来回摩擦着,无论接触到哪儿都是生疼,这和背水泥沙子纯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没有走多远的路,我的额头就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也开始潮湿起来,风吹过来的时候,后背直冒凉气。我学着父亲的样子,身体前倾,两只手扶着编织袋的底子,尽量减小背上的压力,一步一挪地跟在父亲后边,沿着他的脚印走上去。 上山不易,下山更难,爬过山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更何况还要背着炭?身体前倾不行,容易摔下山去,后仰更不行,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只能靠腰部发力,支撑起炭和身体的重量。我感觉我的腰快要折了,酸困疼的感觉一齐涌来,离可歇缓的平台还有一段距离,我一步都不想走了,真想坐在地上,再也不起来了。我看着父亲继续前行,一百来斤单薄的身体背着比体重还要沉的重负,尽管我已经分担了一些,他迈着踏实而坚定的步子向着目标渐行渐近。我咬着牙,憋着劲儿,努力地坚持着,生怕他看不起我,也怕他看着我吃力的样子心里难过。好不容易坚持到了可供歇缓的平台,我缷下了重负,舒活了一下筋骨,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我平时也不怎么和他说话,因着他脾气暴躁,年少时没少挨他的揍。他看了我一眼,也没说话。我看见了他的眼神,可读不懂是不屑还是赞赏,是否定还是首肯。 这一次,他歇的时间比较长,抽完烟后,和我说起他最初背炭时的情景。那时,他十三四岁,每到冬天就到南峪窑厂里背炭。那时,也没有表,估摸着时间就出门了,也因此练就了他看天算时间的绝活儿,他说几点那肯定是几点,前后不会超过十分钟。窑厂离家二十里路,其中还有很长一段沟底的河道,他怀里揣着两个高粱面饼子就上路了。父亲脚程快,半上午就能赶回来,误不了饭点儿。他说刚背炭的时候,奶奶缝了个棉垫子,放在背上就不搁了,现在,他的背已淬成铁板一块了,再也不会搁得疼了。我知道与其说是经受住了考验,磨出了抵抗力,不如说他的意志已经到了坚不可摧的境界了。 父亲从不穿皮鞋,因他脚上长着鸡眼,他经常用刀片儿把那如马掌般坚韧的皮肉一层层地剥离下去,露出几根白色的东西,否则,走起路来像脚底扎了刺。他说那是由于走的路太多了,脚受了制约才生出来这些肉刺,需要动手术割掉,而他又舍不得那笔手术费用。 父亲年轻时腰板挺直,因经年累月的负重,他的背向大虾似的弯了,那钢铁般的脊梁却永远也不会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还继续在那熟悉的山路上艰难地踽踽而行。父亲故去四年后,家里还烧着他那时背的炭,直到棚户区拆迁,还余下了许多。 父亲是以生命为代价向现实生活抗争。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可还是执拗地不听众人劝阻,我说:“多活几年,能领多少退休金啊?您咋就不明白这个理呢?”父亲说:“现在还顾不过来,想那么远干吗?”他相信宿命论,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想让我们的生活尽快好起来,就是这点简单而近于痴愚的念头就让他一坚持就是十年,直到他的身体羸弱得再也背不动为止。一直到今天,父亲在那条山路上努力向上攀爬的佝偻身影时常在我的脑子里浮现,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咳嗽声还在我耳边回响,牵挂着我的每一根神经,那种揪心的痛感时常让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母亲说:“你爹是个有骨头的人!”这句话是非常中肯的。骨头是什么?是一种意志,一种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一种精神,一种如同榆木扁担宁肯折不弯的脊梁;也是一种关爱,一种貌似冰霜内如烈火般对妻儿呵护;还是一种担当,一种男人用铁肩撑起一片天的家庭责任。父亲在我心中就是神,尽管他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离地三尺的地方飘着他的魂灵,仅是这点距离就让我一辈子也望尘莫及。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生死轮回,我想对父亲说:“下辈子,咱们父子俩的角色换一下,让我来照顾您,报答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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