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逝前交有一个装有文件资料的纸袋与我保存，纸袋内除有自传、工作笔记、各类证书外，还有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关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明和要求审查澄清事实的申请。以前对父亲生活上知道多，工作上了解少，最近细读这些东西后，一个带有时代痕迹，一生虽为小职员，在“政治运动”中又累遭遇不公平待遇，却心胸坦荡豁达，始终勤恳努力的父亲形象就在我心里更加丰满起来。

   父亲徐伯季，1921年农历七月初三出生在四川省江安县井口乡。8岁时在家乡读私塾，不及10岁便寄宿四面山镇小学读书，后入江安县中学，高中毕业后因家里人口多，供养上大学有难处，就先考进民国交通部在成都举办的交通人员培训班，工作后再考入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夜校攻读会计专业，边工作边读书直至毕业。

 

    父亲的一生工作分别处在两个时代，1942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先后在川康藏电讯管理局、中国粮食工业公司、重庆煤焦管理处、重庆市银行、重庆全济煤矿等企事业单位工作。1950年初重庆解放以后，先后在全济煤矿、同华煤矿、松藻矿务局工作直至退休。

 

    在民国时期不到8年的工作时间里，父亲就先后辗转了5个单位，“跳槽”原因各不相同。1942年春，父亲在成都交通人员培训班结业后分配在重庆小龙坎天星桥电信管理局会计科担任三等会计助理员办理会计工作。这在当时还算不错的一份工作，但父亲始终怀着读大学的梦想，于1944年2月考入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夜校读书（学制二年半），当时夜校地址在重庆筷子街（重庆校场口一带），那时交通不便，在天星桥上班，很难兼顾读书，父亲毅然辞去电信局的工作，于1944年3月考入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在朝天门盐井巷米粮仓库任会计工作，在此白天工作，晚上读书。这个公司以贸易和加工粮食为主，经常有粮食在仓库转换。刚来不久的父亲有几次蹊跷地受到仓库主任和运粮船长相请吃饭，心中不免纳闷：我一个刚任职的小职员，怎么会这样受到上司的青睐呢？通过观察，父亲发现了他们在粮食中掺假牟私利的情况，父亲不敢抵制得罪他们，又不想受其连累，在工作不到半年后只好辞职不干。后通过同乡介绍考入重庆市煤焦管理处任会计助理员，办理证帐工作。1946年10月，重庆煤焦管理处解散，父亲被遣散失业。为了完成学业，父亲多方托人介绍，于1946年12月参加了地址在重庆小什字的重庆市银行事务科的工作，由此坚持了在立信会专学习并毕业。但在重庆市银行工作好景不长，当时重庆市银行资金少，业务简单，人事不稳的，1947年9月裁员时，当时的总经理是江安人，为了裁员顺利，他便以先裁同乡，对外好看为由把父亲裁掉了。1947年10月，父亲经由曾在天府煤矿公司材料股工作过的三哥托人介绍进了天府煤矿公司所属的全济煤矿任财务办事员直至解放，同时也与煤矿结下了三代人的不解之缘。

 

    父亲的一生想就有多读点书，好好在社会上做点事的抱负，少年时就独自离家求学，终从一个偏辟乡村走出。20岁踏上社会，在社会动荡，物价不稳的40年代辗转几个企事业单位做小职员，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辛勤工作和求学。在保存的资料中，有他在“文革”中针对有“大字报”说他解放前有严重历史问题，向组织写的申述材料，其中写到：“我因家庭人口多，无经济条件读大学，才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满足自己读书的愿望，每晚要12点甚至一、二点以后才能睡觉。正因为要读书，只能在城里找工作，这就造成多走了几个单位的原因。在这些单位做的就是会计助理员或办事员，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连一口皮箱也买不起，虽时时小心勤恳工作，但还是面临失业失学的危险，最后只能远赴山区煤矿工作。”

 

    新中国的建立使29岁的父亲对人生充满新的希望，焕发了他的抱负和理想。重庆刚解放，父亲曾作为全济煤矿职工推荐的三个职工代表之一到北碚欢迎解放军。1950年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北碚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1951年任全济煤矿职工代表会主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委员，成为重庆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后任全济煤矿草街子煤栈主任。1952年参加西南工业部干部学校组织的计划经济研究班学习后从事全济煤矿计划工作。1958年调入重庆新扩建的同华煤矿代理财务计划科负责人并担任矿工会财务委员。1962年4月调入新建立的松藻矿务局任计划科负责人（未设科长）。这段时间是父亲人生工作中闪光的时期，他做的都是单位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他努力勤恳工作，发挥才能的时期。

 

    任全济煤矿煤栈负责人时就他常住在离矿10多里远的草街子镇，很少有时间回家，使煤炭通畅地从嘉陵江水路运出。1954年在恢复全济煤矿老斜井生产工作中，带领职工不分昼夜努力工作，受到行政记功一次。在同华煤矿工作期间虽离家不到一公里远，但他为了方便下井带班搞生产，经常是和工人们同住在集体工房里。在任松藻矿务局计划科负责人期间，办公室到家不过走10来分钟，但他经常加班或熬夜工作，很多时候中、晚饭都由子女送到办公室。由于过度的操劳，父亲这时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疾病，时常忍痛工作，我记得经常给父亲送去办公室的中、晚餐就是稀饭和面条等软食。

 

   父亲在同华煤矿工作时，记得有一次10岁的我因在矿上贪恋看电影怕在黑夜里回家，就跑到集体工房去找父亲。一间狭仄的工房相对放了六间上下双人床，夜已经很晚了，父亲还在和工人们说着事，楼道里上下中夜班的人来回走动，很吵闹。我就在父亲床上睡着了，睡梦中我感到了父亲温暖的身躯紧紧挨着我，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记得挨着父亲睡觉，内心深处至今还留存着父亲身体的温度。

 

    就在父亲焕发抱负理想勤恳努力工作的这段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历次“政治运动”也接踵而来。父亲是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就如影相随。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被隔离审查一月有余，因自身清白坦然相对，能吃能睡，后结论无问题回原岗位工作。1959年被扣上反对党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思想帽子，大会小会批判，但他照样带班下井，努力工作，后组织予以甄别。因此，尽管父亲努力工作，在一些工作部门任实际负责人，但在前面总有“代理”两个字，是不带长子号的，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小职员。

 

    一次因工作问题，他和上级领导发生了分歧，但没想到父亲却因这事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保留干部身份下放到“老弱病残”职工组成的矸石山捡煤班参加劳动去了。这时的父亲身体很瘦弱，我常去矸石山给他送些稀饭面条，看见父亲汗迹斑斑的脸上布满煤尘，一双捡煤的黑手吃饭时都难以洗尽，心里总有些不好受。但父亲胸襟坦荡豁达，却和工友们谈笑风生，一脸的乐呵呵。回到家里，面对母亲的关切他说道：“在矸石山回收点煤炭也是一种贡献，这种简单劳动还有益身体健康哩，我现在感觉很轻松。”父亲还在捡煤班组织工友分班开展劳动竞赛，把矸石山的弃煤回收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后虽经组织纠正回到了干部岗位，但是，父亲却从此离开了他熟悉的企业管理部门。

 

    “文革”时期，父亲在矿子弟中学负责总务工作，免不了又受到“运动”的冲击，有的人给父亲贴了许多“大字报”，安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但父亲坦然面对，据实说理，并不怨恨于谁。有好几年时间，学校处于停课“闹革命”状态，许多教职工离开了学校，有时在学校坚持上班的就是父亲和一个敲钟看守学校的工人。父亲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工作，他不分何人何派，每月都按时造发工资、领取各种票证以及一些工作福利物品。对离开学校在外地的教职工，只要有详细地址的，他都主动按月给邮寄去。对暂时没有人领取的物品，他都保管完好，以后交给当事人。

 

   一个星期天，我正去一个同学家里看望同学，突闻学校后山发生泥石流，我知道父亲在学校做事，心里一沉，赶紧往学校跑去，跑到学校一看，父亲办公室的那一角楼房已被泥石流冲毁，我一下感到两脚发软，心里砰砰直跳。后来得知，当泥石流发生时，父亲和那位看守学校的工友从不同方向跑开去，父亲幸免于难，但那位看守学校的工友却被泥石流掩埋而牺牲了。就是在学校总务这个不是自己专业的平凡、细小、琐碎的工作中，父亲却以给教职工满意的服务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也就是他60岁那年获得了矿务局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为自己小职员工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件事。在父亲已退休近10年后，我因照顾夫妻关系争取工作调动到市管理机关，负责那次工作调动审查的恰好是父亲当年学校的一位教师，我与他并不熟悉，当我顺利调动后他对我说，这次调动就是看在我父亲的面上给予了我关照。我很感激他，更感激父亲，由此可以看出在别人眼中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当年是如何勤勉工作和为人的，竟能因此而庇护后人。

 

    父亲因年轻时熬夜学习，工作长期劳累，生活艰苦，身体一直瘦弱多病，退休前因胃病动手术切除三分之二后极度虚弱，常卧病在床，一邻居曾断言他活不过退休。但因他心胸豁达，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终能延年益寿，穿越岁月至91岁高龄而终。

 

    父亲也有遗憾，一次与我交谈，谈到他一生有三个遗憾：一是一生努力工作却很清贫，没有很好对在老家的祖母尽孝；二是痛惜“文革”耽搁了子女上学读书；三是后半生工作没有做自己熟悉喜欢的企业管理工作。这是一个普通人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遗憾。

作者：重庆一三六地质队 徐万凯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