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典型的“煤炭经济”，煤炭价格波动直接导致经济的整体波动。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也三起三落，差不多每10年一个周期。在每一个周期的期初和期末，煤炭价格都出现了相对低迷的情况，山西经济也随之进入经济周期的收缩下行阶段。

　　而在每个周期的期中，随着煤炭价格的一涨再涨，山西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步入扩张繁荣阶段。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繁荣与衰退往往就在刹那之间完成交接和更替。价格攀升中经济高涨，价格回落中经济走低，“冰火两重天”的命运轮回成了无法摆脱的梦魇。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过于剧烈的周期波动则会对区域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经济波动幅度越大，经济调整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经济复苏的过程也就越长。显然，合理掌控资源开采的力度与节奏，避免区域经济的大起大落，是资源型经济亟待破解的难题。

　　“资源诅咒”不是耸人听闻的谶语，而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资源贫乏经济体。自然资源丰裕的非洲过度依赖简单的“采掘式”增长模式，使其套上了资源型经济的“紧箍咒”，被自我锁定，无力自拔。

　　而资源贫乏的日本，则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环顾国内，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排在国内的下游；而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却占据国内前列。尽管，两类地区的发展差异也有区位、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是资源丰裕与经济绩效的巨大反差却是不争的事实。

　　依附性和边缘化是资源型经济的致命弱点。有人说，山西的一切问题都是煤炭“惹得祸”，跟煤倒霉，煤炭是“不散的阴魂”。如果没有煤炭，山西也许还在续演晋商的辉煌。也有人说，如果没有煤炭的支撑，山西就不会有国家能源基地的光环和地位，也将失去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便捷路径，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可惜，历史不容那样假设，现实也不容如此推论。

　　国内有学者把山西称作“资源诅咒的样本”。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逐年攀升，山西成为全国能源的“顶梁柱”和“保障器”。但区域经济地位却一路滑落，从第16位降到第26位，平均两年下滑一位。不仅如此，高度依附煤炭资源的发展模式还产生了诸如资本外流、制度弱化、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创新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与矛盾，严重制约了山西的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资源诅咒”并非资源型经济天生的“宿命”。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稳定基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的阿拉斯加把至少25％的矿产资源租金、矿区使用费、矿区出让收益、联邦矿产收入分成以及州级红利注入永久基金。基金分为用于长期投资的本金和投资收益两大部分，由政府机构来筹集并向人民公平地分配资源租金。

　　挪威则把因油价上涨形成的“额外”石油收入及预算盈余计提出来，成立了具有储蓄型基金和稳定型基金双重特点的国家石油基金。资金用于短期的弥补预算收入下降，或者随着石油产量下降和社会支出上升，用于长期的代际预算收入平衡。德国的鲁尔、法国的洛林等资源型地区，大力实施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坚持不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发展。

　　钟情于自然资产，热衷于资源开发，依赖于资源收益，是资源型地区发展的通病。骤然的资源繁荣掩盖了经济增长内动力缺乏的问题，抑制了创新活动，恶化了创新环境。国际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证明：最能保持持久发展的地区，正是那些拥有创新企业、最具创新能力的地区。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难点和要点在于塑造区域创新环境，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培育创新型企业，推进包括产业转型、增长方式转型、技术转型、金融及经济制度转型在内的综合变革。

　　实现资源型经济的规避或转型，最为重要的是制度创新，比如资源产权制度、资源收益分配制度、资源财富管理制度、与外部不经济相关的制度、与资源开发行为相关的制度等。坚持不懈地推进制度创新，同时强化制度执行力，必然会化“诅咒”为“福音”。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工业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机制，是根治资源依赖症的良药，是驱逐“资源诅咒”幽灵的法宝。

　　放眼世界，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低碳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变革经济、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最新解决方案。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模式，强调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实现绿色、持续、稳健的经济发展。建立“碳基金”，实施“碳交易”，大规模发展煤炭清洁利用，加快推进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