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网络）

文 | 杨天石

一　可疑的送别茶会

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1944年7月5日条云：

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计共六十人，举行茶会，为夫人饯行并坦白说明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继夫人亦起而说明对公人格之信仰，措辞均极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亦各先后发言，佥谓公之为人，厚重严谨，久为众所敬服也。

这段记载很含糊。考察有关史籍可知，当年7月，宋美龄即将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为夫人饯行”云云，说明会议主题是为宋美龄送行。会上，蒋介石坦白说明了“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接着，宋美龄起而发言，表示相信蒋的“人格”。又接着，居正、戴季陶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院长纷纷帮腔，对蒋的“品格”大唱赞美歌。这就奇怪了，饯行会为何变成为蒋介石辨诬的“辟谣会”呢？所辟之“谣”为何？

查蒋介石日记当年7月4日条云：

下午，回林园，与妻商谈，约干部与友好聚会，说明共产党谣诼，对余个人人格之毁誉无足惜，其如国家与军民心理之动摇何！乃决约会，公开说明，以免多家猜测。

这则日记说明，会议是在7月4日与宋美龄商谈之后决定的，目的在于辟谣，谣言内容有关蒋的“人格”。至于谣诼来源，《事略稿本》仅模糊地说明出于“敌党阴谋”，而这则日记则点明是“共产党”。蒋介石长期敌视中共，所以并未调查，也未加论证，就武断地确定是“共产党谣诼”。

再查当年7月6日蒋介石的日记，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美〕国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从这则日记看，谣言出于写给宋美龄的“匿名信”，内容不仅“诋毁”蒋个人，还涉及蒋的两个儿子，特别是蒋经国。“似为英〔美〕国人之笔”，据此，蒋介石认为，“不仅发动于共产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蒋称，宋美龄充分相信自己，不受煽动。

再查蒋介石7月8日日记：

据妻近日所言，其所接中外人士之匿名信，各种捏造是非，无中生有之诬词，甚于其往日之已言者。反动者此次造谣作用，其第一目的在挑拨我夫妻情感，先使我家庭分裂，然后毁灭我人格，则其他目的皆可迎刃而达矣。惟妻对余笃信不疑，已在饯别时发表其笃信之演词，以粉碎反动共*一切之阴谋。是此次茶会之功效在此，其他外人对之信与不信，皆所不顾也。

从这天的日记可知，“匿名信”的内容是挑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情感”，其目的在于使蒋“家庭分裂”，进而毁灭蒋的“人格”。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召开有“高级干部和欧美人士”参加的会议，郑重“辟谣”？

（蒋、宋夫妻检阅部队/网络）

二　蒋介石、宋美龄同场表态

查王世杰1944年7月5日日记云：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

蒋介石的日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杰的日记则写得比较坦率，“谓其有外遇”，原来，是一则有关蒋介石私德的“绯闻”。王世杰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显然，他是参加了“辟谣会”的。

至此，问题算是解决了，然而又没有完全解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辟谣会”的会议记录，可以解决我们的大部分疑问。

记录为英文打字稿。其一为《委员长在75位客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现译为中文：

在我的妻子因神经衰弱出发去巴西之际，我决定为她举行送别会。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说明某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了。我觉得这样做很重要，它将成为维护革命的手段。可能在座的中国朋友会认为我不应该说得如此坦率，但是，这是必需的。

最近，在重庆社交圈里有不少谣言，有些牵涉我。你们已经听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当他们听到此事时应该告诉我。这个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当我的朋友告诉我此事时，他建议我不要费心去说明任何事。我知道这些谣言已经一个月。它们已经传播开来，不仅在社交圈，而且也在党内同志中成为闲谈的话题。我想这是很大的耻辱。如果这些谣言在人群中得到限制，这是一回事；当这些谣言在同志中流传时，就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有些同志已经嘲讽地谈论此事。在高级训练班里，说我不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说我已经请别人做我的工作，说我不到办公室。

记录稿称：“说到这里，委员长详陈他每周所做的固定工作，以及投入大量时间接听电话，阅读文件。”蒋接着说：

没有一个地方我既能工作，并且适合于大家。我没有一小时能轻松。我不能休息。除了横膈膜附近有伤，我只能坐在沙发里。当我坐在椅子上，我感到非常累，疲乏，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室并且不能在会议上长时间停留的原因。

显然，我的品格还没有足够伟大，使每个追随者都绝对相信我。

民国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运动。由于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得以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并抵抗外国侵略。如果我像传说所称那样，我的真诚何在？我的将来和中国的将来相联系。作为领导者，任何对我的污辱就是对国家的污辱。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高。如果我的道德标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对国家？我怎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

我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我恳请诸位了解我的人格。敌人找不到摧毁我们的办法，所以他要让我们丢脸。他不能摧毁我们，只能使我们丢脸。这些谣言并非指向我，而是指向国家。所有我的朋友长期和我患难与共，艰危与共。我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些情况。我很惭愧。我自觉个人品格还没有高尚到使你们绝对相信我。在这样的时刻，我很遗憾，诸位不能培植对我的信任。

我国是弱国。如果我们企图引导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就必须通过锻炼，使道德完善臻于正直。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事。我们必须做每一件事情，才可能掌握真理。这是击败邪恶企图的唯一办法。

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朋友们，你们的生活和命运完全和我相连。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敢做任何错事。我过去五年的记录是一本公开的书。假如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询问我的服务人员，并且调查我的举止。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记录。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公开。如果谣言所传是事实，那就称呼我为伪君子就是了。我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挫败敌人的有害目的。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达到道德的高标准，我们才能面对公众；只有于我们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孙逸仙的在天之灵。

蒋介石的这份讲演稿说得很清楚：谣言的内容是他和一位护士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蒋介石力辩绝无此事。他是基督徒，以教义自律；又是新生活运动的提倡者，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他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没有任何污点。

蒋讲话后，宋美龄接着表态。她说：

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经遍传重庆。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

但是，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

昨天，当委员长告诉我，他正在召集朋友们到一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麻烦，谣言会自行消亡。”他回答说，这不是对个人的诽谤，通过诽谤他，他们正在诽谤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中国。这些恶意的诽谤应该立即消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

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宋美龄的讲话强烈表达了他对蒋介石道德上的信任，并且将是否相信这些提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妇女月刊（《妇女争鸣》）编者陈逸云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些谣言在三个月以前，深受打扰。她觉得，任何相信这些谣言的人都是叛国者。

戴季陶说：应该信任委员长。多年以前，当我在东京和日本战争部长共餐时，我因认为中国可有能力以坚持，而被反复嘲笑，视为笑柄。但是现在，在委员长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战斗了7年。（戴先生的评论被随意弄乱，这里不是正确的引用。）

委员长最后说，本项活动不公布。

据记录，本次茶会参加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教士、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等，共75人。地点在歌乐山总统官邸。

以蒋、宋二人谈话为主体的这份会议记录不仅有英文本，而且有中文本。吴稚晖就曾收到过国民政府国事委员会萧自诚的一份来函，内称：“兹奉上委员长、蒋夫人七月五日林园茶话会讲演辞各一份，敬恳察收存阅，并恳勿向外发表为祷！”可见，有些没有到会的人也接到了记录稿。

据上述材料，蒋介石的“辟谣”之言是可信的，而这场谣言风波，却不是简单的花边新闻。

（蒋介石与宋美龄/网络）

三美国人企图借蒋介石“婚外情”事件要蒋交出军权

7月9日，蒋介石送宋美龄上飞机。7月13日，中央社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电报道：宋美龄于13日到达当地，同行者有孔夫人宋蔼龄等。宋等一行受到美国驻巴西大使及巴西高级官员的欢迎。宋将下榻关纳巴拉湾内的波罗柯伊奥岛的旅馆，预计将在此休息数周。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宣布：

蒋夫人已抵里约热内卢。夫人自美国返国后。即感违和。若干时日以前，即拟离渝，但因华莱士副统访华之行而暂缓启程。其离渝前数日，曾在私邸宣布决赴巴西休养。蒋主席亲自机场送行。

16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屏除工作，易地养病，蒋夫人抵巴西。”该社称：“蒋夫人于本月9日离渝赴国外养病，业于13日下午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本社有关方面探悉：蒋夫人从自去年访美加归来以后，以工作关系，迄无休息机会，致健康未能全复。据诊治之医生言，渝地气候不宜，必须易地疗养，且屏除工作完全休息，则最近期内即可全〔痊〕愈云。”

尽管中央社和驻美使馆陆续发布上述新闻，但是，传言并未止息。8月19日，蒋介石披阅有关情报，日记云：

最可忧者，美国朝野对我个人生活之谣诼层出不穷，尤关于我夫妇家庭间之猜测亦未已。此次吾妻出国养病，为于公于私，皆有损失，然虚实是非，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无稽荒谬之谈，必不能尽掩天下耳目，而且美国内亦有主持公道者，故余并不以此自馁也。

可见，“谣诼”的最大市场在美国。不仅美国民间社会（野），连美国政府（朝）都关注此事。

文献证明，首先向美国传播“谣诼”的就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年5月10日，使馆秘书谢伟思（Jack Service）曾以《蒋家庭内的纠葛》为题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称：“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为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报告绘声绘影地描写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怨恨：

夫人现在谈到蒋委员长时只是用“那个人”。

有一天，夫人走进委员长的房卧室间，发现床下有一双高跟皮鞋，就从窗口丢了出去，并打中卫士的头。

委员长一度有四天没有会客，因为在同夫人的一次争吵中，他的头的一侧被一只花瓶击伤了。

自此，美国的媒体、舆论就大炒特炒蒋委员长的“绯闻”，使蒋觉得脸面无光。1945年初，英美社会甚至流传蒋氏夫妇已经离婚的说法，使得蒋多次慨叹“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

美国人为何要这样做？这和当时美国方面企图让蒋介石将军权交给史迪威的图谋紧密相关。

美国军政两方早就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满。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当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中国局势颓落，必须让蒋介石将其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将军史迪威。同月，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于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15日，再次电蒋催促。中国的抗日战争有赖于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敢得罪罗斯福，企图以拖延时日的方式软磨。罗斯福于8月10日、23日，两电蒋介石，要他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及早指挥中国军队，并且威胁他：稽延拖拉，“容有严重之后果”。随后，美国特使赫尔利、纳尔逊及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罗斯福再次警告蒋介石，“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得到美援了。然而，蒋介石就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乐于传播并扩展蒋介石的“绯闻”，把他搞臭，促其下台。谢伟思的报告写得很清楚：“批评委员长的人认为，这一切都证明他的基督徒信仰和新生活运动不过是口头上的道德，而另一方面的迹象表明，不要太久，他终会成为一个旧式的‘军阀’。”报告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崩溃。”了解此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美龄会收到“许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的来信。

进入1945年，蒋介石终于恍然悟到美国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在《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表》中写道：“去年一年间，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协以谋我之阴狠，实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今春美国大使馆之失火，其内容乃为灭绝其对我各种阴谋文书，故而故意纵火也。思之寒心。”同年来，他感慨地写道：

以如此毒辣、卑狠、阴险之行动，以常理论之，决无幸免之理，而且已见其大效。美国且已断绝我接济，各地国民亦已信谣诼以为真，几乎街谈巷语皆以为资料，尤以五、六月间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为极点，而美国自其大使高斯拜辞（十月间）回去后，直至十二月方派哈雷接任，但其政府仍不令其提国书，竟至卅四年一月方提国书，中美国交至此方得初步恢复。言念及此，诚不寒而栗矣。

蒋介石以上两段话，有许多不正确的部分。一是毫无根据地将中共牵扯在内，一是过于夸大了此事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美国人确实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其证据：一是如上述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的美国使馆秘书谢伟思，一是那些积极给宋美龄写信的美国人，一是热衷于炒作“绯闻”的美国部分舆论界。这些人为何如此？很简单。其中固然有对“婚外情”的道德义愤和对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腐朽的憎恶，也和美国方面企图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的图谋有关。当然，他们当时没有可能准确地调查出事情的真伪，而是以讹传讹。在政治斗争中，要打击对手，常常并不需要准确的事实。这种情况，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宋美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