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国十八年年馑是指民国17年（1928）至民国19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民国十八年年馑给我们陕西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它甚至改变了之后几代人的生活方式。时过境迁，今天，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人们，对那段悲惨的历史已逐渐淡忘，那惨烈的场面也只留在文献的记载和传说中。人们再也不想提及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长期的安乐生活，使人们少了忧患意识，对于当时灾难的气象成因，环境因素，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研究的人很少。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对那段痛苦的记忆作了详尽的描述，给后世的人们敲了警钟，珍惜粮食，保护环境，等等，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仍有借鉴……

    民国十八年年馑给陕西关中人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历经过大饥荒的老人们如此诉说饥饿而死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人就死了，像是睡着了一样……如今再回首那一段不看回首的苦难岁月，不得不悲叹，在大自然的淫威之下，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卑微可怜，又是多么凄惨多舛。对于这一灭绝人种的饥馑岁月，陕西的地方史志几乎都有记载，陈忠实先生的文学巨著《白鹿原》第18掌以文学的笔法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滋水县、白鹿原地区的饥馑岁月。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笔者查阅西安、蓝田等地的地方史志，关于民国十八年年馑的记载给后世的人们留下的是惨痛的记忆，是教育后世重视农耕、珍惜粮食、保护环境的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西安市志》记载，民国18年（1929），陕西全省大旱，关中尤甚，颗粒无收，灾情最重。《蓝田县志》记述，民国17年(1928),秋冬大旱,麦种未出。民国18年(1929),秋冬大旱,麦无收,粮价每斗七八元,百姓剥榆皮挖菜根充饥,秦岭竹实如米,可充饥,次年竹枯。民国21年(1932),夏大旱,秋仍未安,民心惶惶,流亡甚多；7月,本县霍乱流行(群众时称虎疫拉),死亡5700余人,北侯村、白家坪死人过半,断炊绝户者不在少数。老一辈人过去常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瘟疫的横行在影视剧中有比较直观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其实只是“糊口经济”。

 

    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只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农业经济从来就是充满风险的，这种守株待兔、枯燥无味、极其辛苦的劳动模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能承受和忍受的民族。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而农业几乎全依赖自然的赏赐，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靠天吃饭。即使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

 

     从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到10万年前的大荔人直到半坡文明，关中的黄土文明源远流长。距今6000年前，半坡人就以种植谷物为食，将丝麻织成衣料，营造房屋和墙垣，甚至养猪和制陶。在古老的《诗经》中，来自这片土地的风情数不胜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向关中地区大量移民，导致关中森林面积迅速减少，垦荒和农耕使人口迅速增加，土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从先秦开始，十年九旱的渭河和黄河流域利用水利之便，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另一方面，周期性的干旱和洪涝也使农业这种高风险的经济模式常常遭遇残酷的打击和磨难。

 

    天灾似乎总是与人祸结伴而行。

 

   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左手鸦片右手钢炮的洋人与国内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的杀戮此起彼伏、杀声四起。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天灾：光绪三年年馑、光绪二十六年年馑、民国十八年年馑……

 

   民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暴力时代，暴力引发的血酬定律成为那个多灾多难时代最明显的政治经济学。北洋政府时期类似春秋战国，大诸侯小诸侯还有袖珍诸侯，只要胆子大不要命，如果机缘巧合，在那个乱世中眨眼间就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拜把子，明日下刀子。到处都是饥民和流民，只要有饭吃，就可以招兵买马。农民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军人，军人就是炮灰，大小军阀们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杀得昏天暗地，争地盘夺权力。民国18年年馑无疑是一场灾难总爆发。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在蔓延加剧。本来民国时期国家机器就已经濒临崩溃，导致流氓暴力乘机泛起兴风作浪。和全国情况相似，关中各地的土匪和各种武装力量蜂起云涌，鱼肉乡里残害民众。根据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描述，许多“土匪”都是破产的贫苦农民，他们因饥饿而铤而走险，聚众去抢富户的粮食。饥民为匪这在小说原著及影视剧中是有体现的。

 

   《白鹿原》中饥馑岁月的描述的警示——民以食为天

 

    农业技术、灌溉技术对农业生产的限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只能靠天吃饭。陈忠实先生撰著《白鹿原》，查阅关中各县县志无数，关中各县县志记录旱灾、水灾、雹灾、虫灾等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生产的记述比比皆是，此外还有兵灾、匪灾。原著第18章开头，“一场异常的年馑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干旱自古就是原上最常见最普通的灾情，或轻或重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不足为奇。通常的旱象多发生在五六七三个月，一般到八月秋雨连绵就结束了，主要是伏旱，对于秋末播种夏初收获的青稞大麦扁豆小麦危害不大，凭着夏季这一料稳妥的收成，白鹿原才繁衍着一个个稠密的村庄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年的干旱来得早，实际是从春末夏初就开始的，麦子上场以后，依然是一天接一天一月连一月的炸红的天气，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土地被暴烈的日晒得炸开镢把儿宽的口子，谷子包谷黑豆红豆种不下去。有人怀着侥幸心理在干燥的黄土里撒下谷种，迟早一场雨，谷苗就冒出来了，早稻迟谷，谷子又耐旱；然而他们押的老宝落空了，扒开犁沟儿，捡起谷粒在手心捻搓一下，全成了酥酥的灰色粉末儿。田野里满都是被晒得闪闪发亮的麦茬子，犁铧插不进铁板似的地皮，钢刃铁锨也踏扎不下去，强性人狠着心聚着劲扎翻土地，却撬断了锨把儿。旱象一直延续下去，持续不降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汗流不止喘息难定。村里的涝池只剩下池心的一洼墨绿色的臭水，孩子们仍然在泥水里浆洗，不几天就完全干涸了，旱象一直僵持到八月十五中秋节日。这是播种冬小麦的节令。人们无心赏月无心吃团圆饼全都陷入慌恐之中。白鹿原的官路上，频频轰响着伐神取水的火铳，涌过披蓑着衣戴柳条的雨帽的人流。白鹿村的乡民纷嚷嚷起来，白嘉轩心里也急了毛躁了，让二儿子孝武在村巷里敲锣告示：伐神取水，每户一升。”

 

    饥荒岁月揭示了封建制度、家族制度的本质就是“人吃人”，没了温饱就没了人伦纲常，即是父母妻子亦是如此。经历过饥荒的老一辈人后来回忆说，在饥馑年月人吃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第18章描写道：

 

    榆树叶是所有树族中的佼佼者，捋了树叶又扒了树皮，剔掉粗皮留下内瓤，剁成细未儿和水熬煮，就变成又粘又稠的绝佳的糊糊。白鹿原上的榆树是继柿树之后来的又一个家族。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先是老人后是孩子，老人和孩子似乎更经不住饥饿。饿死老人不仅不会悲哀倒会庆幸，可以节约一份吃食延续更有用的人的生命。只有莫名其妙的流言才会引起淡弱的兴趣，一个过门一年的媳妇饿得半夜醒来，再也无法人睡，撞摸身旁已不见丈夫的踪影，怀疑丈夫和阿公阿婆在背过她偷吃，就蹑手蹑脚溜到阿婆的窗根下偷听墙根儿，听见阿公阿婆和丈夫正商量着要杀她煮食。阿公说：“你放心度过馑爸再给你娶一房，要不咱爷儿们都得饿死，别说媳妇，连香火都断了！”新媳妇吓得软瘫，连夜逃回娘家告知父母。被母亲哄慰睡下，又从梦中惊醒，听见父亲和母亲正在说话：“与其让人家杀了，不胜咱自家杀了吃！”这女人吓得从炕上跳下来就疯了……危言流语象乌鸦的叫声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祈雨，早在中国西汉时期历史就有记载。是一种民间活动，是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中，渴望美好明天，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行为，它真真切切的想把“地上没有天上求”的思想变成一种理想现实！我国北方地区常年干旱无雨，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就烧香祷告，祈求上天使威生云、生雨救民。原著第18章：“直到取回来的那只细脖瓷罐里的潭水在关老爷的脚下完全干涸，雨却仍然没有下。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等待的焦虑，怀着最后的希望把麦子撒进干裂的土地，犁铧翻起干裂的上层，蹿起一股股黄色法烟。麦粒比谷粒更快的粉化了，真正出现了一亩一苗的奇观，那一棵希罕的麦苗是在牛尿里侥幸出土的，干旱延续到腊月，落下一场多年不见的大雪，冻死了白鹿原上的柿子树，老树新树几乎无一幸免。原坡楞上和庄稼院里的柿子，有的个大如碟，有的人四棱突起，更有给皇帝进贡久盛名的火晶柿子，现在全都在一个冬天里绝杀断种了。大雪后接着是持续的冬旱的奇寒，积雪不经融化而逐渐风干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原野上一片精赤，不见麦禾也不见青草，满眼是枯死的柿树枝干。想种点萝卜也不进籽儿，柿可当食，萝卜亦可救生，老天爷连一丝儿生存的机缘都不给白鹿原上的乡民。干旱僵持过春天又延续过夏天，当一场隔年不见的透雨降下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大关心或者无心操持秋田播种的事了，种籽没有了，耕牛也没有了。旷年持久空前未遇的大旱造成了闻所未闻旷日持久的年经，野菜野草刚挖出地皮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构树椿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食净光了，出一茬捋一茬。”

 

    汉语成语中的“省吃俭用”是说要节衣缩食，克勤克俭。原著第18章：“当这场年馑刚刚注定要来的先一年初冬，白鹿村在渭北以及在当地邻村熬活儿的长工汉们纷纷回到自家屋里来，即使不大仁义的主家也都提前付给他们全年的工价，让他们在离年终之前的二个多月就下工回家了，起码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口粮。鹿三在街巷里看见这些提前下工回归的兄弟哥们就想到自己。在麦子断定不能出苗以后，瞧着牲畜市场日渐下跌的行情，白嘉轩果决地卖掉了青骡和犍牛，只留下一匹骒马。这不算是多么聪明的举措，谁也能谋划得出来，一头牛或一匹骡子一年间吃下的精料——豌豆和夫皮，也许可以换回五头牛和五匹骡子。除了粮食集集冒涨，其余百物牲畜棉花木料布匹杂货以及土地天天往下跌价，女子订亲的聘金也跌过大半。”

 

   活人对四人早已麻木不仁，当时何至一个白鹿村，关中成百上千个村都一样。当时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
中午李四升了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
月落双赴鬼门关。

 

   关中人经过了十八年年馑，从此后对粮食看得更珍贵了。原著第18章：“持久的饥饿的大气把包括死人这样至为重大的事都压迫得淡化了。死人早已不再引起特别的惊诧和家人的过分悲痛，而白嘉轩家里也饿死了人，在村中还是造成大哗，所幸的是大姐儿娘家的人似乎对出门多年的姑娘感情淡漠，只派大姐儿最小的弟弟前来吊孝人殓。那个被饿得东摇西晃的弟弟干嚎过几声之后，就抓起大碗到锅里捞面浇躁子蹲在台阶上大吃起来。”逃荒、饿死、抢着吃，在小说原著和影视剧中是有反映的。

 

   遭遇饥荒，饿殍遍野，人命贱如狗。原著第19章，“冷先生立即实施营救女婿兆鹏的谋略。他吩咐鹿子霖回家去把大车套好吆来，和相公一起动手把十只装中草药的麻包抬上大车，声言要把这些积压的药材送到城里去卖掉，饥荒年月人命如纸没有来看病抓药了。”干旱、蝗虫、霍烈拉，在地方史志、小说原著及影视剧中有所体现。旱灾之后是虫灾，虫灾之后是瘟疫，人一茬一茬的往下倒，整村整村的在死人。

 

   痛将思痛，导致这场旷世灾难的肇因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原因有七：

 

   一是粮食产量限制。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晁错语），也就是说每亩产量为120斤。以关中的主要作物小麦来说，一般均产为百余斤。其实，在山地、坡地，可能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

 

   二是农业技术落后。事实上在民国十八年大旱中，连种子发芽都成为一种梦想。

 

    三是灌溉技术限制。在持续干旱的情况下，一般只能采取人工灌溉技术。关中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降水量不够充沛，季节性变率大，时空分布不均匀，水一直是制约关中农业的瓶颈。关中土厚而泉深，郑国渠帮助秦国从这里崛起，这块“神皋沃区”在汉唐之后盛极而衰。自唐末黄巢之乱，大灾大旱的噩梦不断，人相食不绝于书。自古关中都极其重视兴修水利。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

 

   四是政治腐败动荡。这场巨大灾难降临时，正是中国民国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转换时期。连年的北伐内战引发了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刀兵四起，铸犁为剑。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从国家到地方，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极不稳定。灾难发生前的西安围城和全省性的“剿匪行动”早已经使国家和社会弹尽粮绝濒临崩溃。这场灾难发生时，朝不保夕的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无力提前警告，又无力灾后施救。民间不少富户豪强囤积居奇，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大发国难财。

 

    五是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力极低。汽车和公路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公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是土路，也不存在全国性的公路网。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提出“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六是鸦片之害。鸦片最早作为奢侈品被英国走私进入中国，从而引发两次鸦片战争，最后导致清政府倒台。进入民国后，屡禁不止的鸦片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出口国。党晴梵于1931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这也可以说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爆发和迁延。它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反思。《白鹿原》原著及影视剧中的白孝文的堕落就是明证。

 

   七是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人口的增长快于粮食的增长。 


                                                                                          丁酉年夏五月于汉太史司马迁故里

作者：陕西省韩城市象山路一三一公司 马 萌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