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勘探队员之歌》整整传唱了半个世纪，它鼓舞了几代年轻人走上了为新中国探宝找矿的艰辛路，它以激昂、优美的旋律激励着几代地质人为祖国献身。在他们的背后，崛起了的一座座矿山、城市，就是为地质人立下的丰碑。建国以来，虽然祖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煤田地质勘探人的工作却依然与高山为伴，与河水同行，与密林为伍，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战酷暑、斗严寒，说不尽的酸甜苦辣……然而正是煤田地质勘探这一艰苦的职业，锤炼了煤田地勘人的坚强意志和“以苦为伴、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高尚品格。老一辈地质队员为国家勘探地下宝藏献出了青春和热血。他们走了，自己的儿女也陆续进了勘探队，老一辈地质队员为了勘探事业献了青春献子孙，付出的可谓多矣！
      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煤矿开始关井压产，煤田地质勘探计划任务骤减，投资也随之减少，连续十余年地勘任务是少至又少，迫使勘探队不得不在困境中寻求生存之路。此时的地质勘探队，人员富余，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低谷期，原先那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令领导最头疼的是如何安置职工，几百号人的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牵扯到队伍的稳定。勘探队开始出现地质人才流失，许多人不得已下海经商去了，有的卖粮油，有的卖香烟等小百货，等等。经济条件的恶化，进一步导致勘探队出现了一系列不安定因素，已经成了家的地质队员出现离婚，没成家的找对象比登天还难。就在我身边发生过的一件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附近煤矿上的一个好心人给我们队上的一个青年职工介绍对象，女方在地方上的纺织厂上三班倒，父亲是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矿工，从进煤矿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掏煤，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掏到退休。好心的介绍人就到这女方家去提亲，话刚开口，女方的父母就问男娃是哪个单位的。介绍人老实，不会日鬼编圈，就实话实说，说男娃是勘探队的。女方的父母一听说是勘探队的，就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介绍人，说介绍人是不是发高烧昏了头，怎么能给自己的女子介绍勘探队的男娃呢，并再三表态说勘探队的男娃免谈，那里的男娃挣不下钱简直就是穷鬼，一年四季还忙球的不落家。勘探队的青年工人在当时找对象难是普遍现象。当时在其他勘探队还设置“红娘奖”，对说媒有功的予以物质奖励。还有一件事，我们队上的一个姓张的职工结了婚又离了，为了照顾孩子从钻机回到队部在三产企业上班。队上聘请的一个三产企业副厂长就问这个职工，说张师，你屋里几口人。张师回答说他屋里是两口人。那个副厂长觉得奇怪，就继续问道，是不是没娃。张师说他有一个男娃。副厂长说有娃就应该是三口人怎么会是两口人呢。张师叹气，说是一言难尽，过去的婆娘嫌自己穷挣不下钱就把婚离了，跟上别的男人过活去了。副厂长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想揭某个人历史上的疮疤，而是想说明低谷时期勘探队经营的艰辛和地质队员所处的窘境，满肚子的顽缠给谁说。
      当时，唱得最响的一句话就是“二次创业”，勘探队主业没任务，就动脑子纷纷创办三产企业在社会上搞创收，以达到安置职工稳定队伍的目的。这对当时的勘探队领导来说，的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市场经济谁都没有经历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以后来三产企业创办的成与败来评价时任领导的功与过。
      131队在创办印刷包装厂之后，从1996年开始陆续创办了油脂、饲料、养殖“一条龙”的三产企业。钱没挣下却锻炼了人，职工们开始有了市场经济意识，在地质市场好转之后，各勘探队的三产企业陆续关闭，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地勘主业上来，近年来还提出了“探采一体化”的新理念，地质勘探市场最终是越来越小，不发展矿产开采等地质延伸产业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连最基层的钻探工也常常这样说。

      五柳树下：在薛峰水库文学创作的那四年
 

      记得在1997年我得了一场大病，是差点要命的病。从1998年初开始，病后初愈的我，得到队上领导的照顾，被安排到饲料厂做核算员，一干就是十年，一直到2007年10月份调到队部工会上班。
      在2004年3月份，我与同事刘武伟同志去了一趟华阴，购买鱼苗。当时，在薛峰水库养鱼的一个客户由于经营、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没有经济能力偿还饲料款。队上领导决定对鱼池进行监管。我于当年4月份到薛峰水库监管养鱼，直到2007年10月，期间连皮带毛算是四年。
      薛峰水库在韩城西四十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是修身养性、进行文学创作的佳境。在薛峰水库的四年间，我潜心文学创作，研读史书，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作读书。我的长篇小说《关中英雄传（之辛亥风云）》、《黄土地挽歌》就是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我记得创作20余万字的《黄土地挽歌》前后只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我结识了许多乡村基层干部和一些农民朋友，当时薛峰乡的纪委书记毋晓维，现在是市审计局局长；乡上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程德荣，市西北林源乡人，与队上总务科长卜仲民是同学；乡政府看门的老王，与队上退休职工王友贤是亲家；此外，还有薛峰村党支部书记牛宗玉，牛家桥村民小组组长牛二旺，还有从信用社退休的牛宗发，村民牛少波、牛俊发、牛广发，等等。我的这些朋友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在我的笔下甚至还有他们的影子。
      追溯我对文学的爱好，还要从学生时代说起。记得很早以前学过的语文课文有著名作家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老杨同志》，柳青的《梁生宝买稻种》，新中国第一代军旅作家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曾经从事过教育事业的母亲说，那些都是她在学生时代学过的老课文，小说中的人物许多都有绰号。那时候的我就觉得赵树理、柳青、杜鹏程这些人不一般，文章写得好，语言也很精彩，咱啥时候也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即使是一篇像样的作文也算数。
      记得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是写了解放初农村的一些事，课文的一些精彩片段，我至今还记得：
      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最爱偷人的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有园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妇两家，王先生有十来亩，可是势头大，没人敢偷；田寡妇虽说只有半亩，可是既然没人敢偷王先生的，就该她一家倒霉，因此她每年夏秋两季总要到园里去看守。
      ……
      快收完秋的时候，有一天她到秋生院里去，见秋生院里放着十来个老南瓜，有两个上边刻着十字，跟她刻的那十字一样，她又犯了疑。她有心问一问，又没有确实把握，怕闹出事来，才又决定先到园里看看。她连家也没回到往园里跑，跑到半路恰巧碰上秋生赶着个牛车拉了一车南瓜。她问：“秋生!这是谁的南瓜?怎么这么多?”秋生说：“我的!种的太多了!”“你为什么种那么多?”“往年孩子们见了南瓜馋得很，今年分了半亩园地我说都把它种成南瓜吧!谁知道这种粗笨东西多了就多得没个样子，要这么多哪吃得了?种成粮食多合算?”“吃不了不能卖?”“卖?今年谁还缺这个?上哪里卖去?园里还有!你要吃就打发孩子们去担一些，光叫往年我吃你的啦。”他说着赶着车走了，田寡妇也无心再去看她的南瓜。
      还有《老杨同志》里一身正气的县农会干部老杨同志形象的描述：
      广聚看过了信，把老杨同志让到里屋，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要请老杨同志到自己家里吃饭。老杨同志道：“还是兑些米到老百姓家里吃吧。”广聚还要讲俗套，老杨同志道：“这是制度，不能随便破坏！”
      也有村民们对村干部不满情绪的民谣：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在《梁生宝买稻种》中，柳青笔下关于关中乡土人情的描述更让我感到亲切：
      春雨唰唰地下着。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暮色正向郭县车站和车站旁边同铁路垂直相对的小街合拢来。在两分钟里头，列车把一些下车的旅客，倒在被雨淋着的小站上，就只管自己顶着雨毫不迟疑地向西冲去了。
      ……
      一个年轻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搏抱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一个破席棚底下……“把它的!这到哪里过一夜呢？……”
      ……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
      当时的我，就觉得大作家柳青真是神了，他肯定在我们农村长期生活过或者是当过驻队干部，文章里的故事好像他亲身经历一般，秦岭、太白山、渭河、宝鸡、潼关，这些都在关中，一句“把他妈的”，这方言村里人自言自语时常念叨，还有关中乡下人出门常带馍，也就是村里人常说的“馍布袋不离手”。
      村里人以前常说，家有光棍招棍光，家有凤凰招姑娘。我母亲以前也常说这句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在薛峰水库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有许多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常到那里和我进行交流。名气比较大的有蒲城乡党，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著名作家赵熙，著名诗人、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会长雷乐长，还有后来担任大唐韩城二电政工科长的刘宏伟。
      在水库溢洪道养鱼池的窑洞前有五棵柳树，刘宏伟说我乐居世外桃源，可比东晋文人骚客陶渊明，因此我就得了“五柳先生”的雅号。雷乐长先生多次赠诗与我，记得在我的长篇小说《关中英雄传（之辛亥风云）》出版的时候，他赠诗“生于蒲城爱故乡，舞笔弄墨著华章。书成关中英雄传，韩原又绿柳一行。”
      我记得大约是在2004年开始，给韩城市文化馆创办的综合性文学刊物《龙门》投稿，并被韩城市广播电台聘为特约记者，我的一些稿件在文学刊物刊登，在广播电台播出，韩城广播电视台的李文予大姐给我帮助很大，实在感谢。在与市上一些单位的同志交往时，他们弄不清131队是干什么的，怎么还有代号。记得在饲料公司时，有一次二炮负责后勤的一位战士来买仔猪，就问负责管理、销售仔猪的张小平同志，张工，我们有代号，是96111，你们怎么也有代号，是不是秘密单位。当时还有单位和个人邮寄邮件时，收件单位写的是“陕西省韩城市象山路131部队饲料公司”收。
      这一时期，我结识了时任中共韩城市委宣传部党委副书记、市文联主席薛印生同志，市作协主席程维功同志，文史作家吉春同志，等等。也就在这一年，我的作品集《丹心泪》出版，时任省局党委副书记的李忠斌同志为该书作序，我由此成为陕西省作协会员。《丹心泪》出版之后，《中煤地质报》《陕西煤田通讯》《今日影视人》等媒体进行过报道，当时煤田地质局副总工程师范立民也同样痴爱文学，欣然为我写了书评，刊发在《地质勘查导报》上，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此外，到队部工会工作之后，我还写了反映勘探队一线职工工作、生活的文学作品《勘探队的故事》，曾在《中煤地质报》四版“副刊”连载，得到一线钻探职工的喜爱。

作者：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 秦人

编 辑：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