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那个冬天与往年有所不同。刚进入冬天的时候，天气不仅没有变冷，而且艳阳高照，日渐变暖，除了一早一晚有些凉意之外，大有春去春又回的感觉。小鸟啾啾鸣叫，野兽在林间穿越。当地人有些纳闷，有些惊奇，也有些心中的欲望蠢蠢欲动。

     忽然有一天，冷风从大北方无情地吹来，一夜之间所有的河流都结上了冰，所有的动物都躲得无影无踪了。这还没有完，一场大雪纷纷扬扬飘下来，封锁所有的山路，给整个大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大雪纷飞，山路蜿蜒。王富贵和妻子刘翠霞挑着担子，带着四个孩子，走在风雪之中。他们一家人是从渭南吴家庄出发，走了一百多里路，赶往铜川王石凹煤矿的。

     王富贵是个四世单传的独子，由于在渭南单门独户，常常受欺负。村里虽然大部分人家都姓王，按理说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的扩大，宗派的分支，虽然是同一个姓，但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斗争。有时候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利益，有可能发展到大打出手，直到弱者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有时候因为家族世世代代结仇，也可能导致出人命。进入新社会之后，虽然有所进步，但骨子里的思想，依然没有受到新思想的启蒙，处于蒙昧状态。只要势力大，拳头硬，常常称霸一方，鱼肉乡里，大部分百姓敢怒不敢言，只会跟着潮流瞎起哄，人家说什么主义好就好，人家说什么主义坏就坏。这王富贵只恨当年他父母没有多生一男半女，有个照应。而且王富贵这人命毒，十几岁上父母双亡，只剩下王富贵无依无靠，孤苦伶仃过日子。幸好这王富贵身强力壮，肯吃苦，脑子里也有几个圈圈，在十八岁上买了一头毛驴换了一个媳妇就是刘翠霞。刘翠霞因为从小家里受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此和王富贵结婚之后，两个人拧成一股绳，日子还算过得去。在王富贵的骨子里，祖祖辈辈就在王家庄没有抬起头来做过人，见人就得赔笑脸，说话总是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压会吃亏。有一次，因为急着用钱，王富贵打算去挖一棵树想卖掉。这棵树是一棵杨树，长在王富贵家的地头，是王富贵的爷爷栽种的。当王富贵用锯子准备锯掉树干的时候，村里的治保委员王友德走过来对他说：“这棵树不是你家的，你不能卖！”王富贵从小就知道这棵树是他爷爷种的，就说：“大叔，这树是我爷爷种下的，我不能挖谁能挖？”王友德说：“你爷爷种的就是你家的？那大清朝皇帝还说江山是他家的那，现在是新社会，新社会啥东西都是人民的！”王富贵说：“那我也是人民！”王友德说：“你算个屁人民！是不是人民我们说了算！我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我说你不是你就不是！”王富贵还想争辩，被王友德劈头盖脸打了几巴掌，气哼哼地说：“这棵树明明是我家的！”王友德叫来几个小弟兄，一起动手，把树挖了，把树根刨了，把树枝树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唯有给王富贵家地头留了一个大树坑。那大树坑就像一面镜子，照着王友德的胜利，照着王富贵的失败，映着王富贵的耻辱。王富贵明知道争不过人家，也打不过人家，告状也没有地方告去，只有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刘翠霞听说自己家的树被王友德他们抢走，气愤不过，一面大骂王富贵是个瓷锤，一面怒气冲冲要去找王友德理论。王富贵劝不下，拉不住，没办法，只有看着刘翠霞去找王友德论理。刘翠霞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妇女，刚刚走到王友德家大门前，就又哭又喊，说王友德把他们家的树给抢走了。王友德明知道自己理亏，却气势压人，本来不想理她，没想到她竟然在大门口大喊大叫，于是叫上自己的婆姨，那婆姨又凶又狠，抓住翠霞的头发把翠霞摔了个跟头，又上去踹了几脚，王友德还不解气，走过来训斥道：“看你是个娘们，老子不给你一样！回去告诉富贵，老子叫他姓王就姓王，不叫他姓王，说不定哪一天老子把他狗日的赶出村去！”有些想看热闹的，都隔着门缝看热闹，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劝架。幸亏村里的老奶奶王大奶奶出来把刘翠霞拉着劝走了。王大奶奶说：“现在人家势力大，咱们小门小户的，不吃眼前亏，才是长久之计。一棵树算什么，财去人安，有这棵树咱过日子，没有这棵树咱一样过日子。”王富贵和刘翠霞内心虽然有气，但也只有忍了。因为这样的事，在村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很多先例已经证明，在王家庄这片土地上，人家王友德一伙想干啥就干啥，不服不行。

     王友德有权有势，常常仗势欺人。吴富贵心有怨气，却总是忍气吞声。

     王富贵想起自己的老家。吴富贵的脑海里常常有一种有一首歌曲的旋律在心头激荡。那是一首老辈人河南人都会 唱的歌曲，陕西西安、宝鸡、铜川一带的人也会唱。演唱者根据自己当时的心境和环境，歌词内容随时改变，但旋律不变，基本曲调不变，歌声悲凉，满怀思恋故土之情。

     你家在哪里？我家邙山头。吃过百家饭，走过前村路。学过百灵叫，听过黄河哭。敢走敢闯能吃苦，苦难面前不把泪来流。爱要爱得深，恨要恨个够。土是家乡好，情是故乡亲。天翻地覆谁评说，心里都有一杆秤。谁是谁非任你作，苍天在上头。

     你家在哪里？我家黄河边。自古中原地，百姓多苦难。平地一声雷，黄河淹了家园。风里雨里多奔波，不知何时才平安。沉沉浮浮如做梦，一路乞讨好心酸。长夜难眠思故乡，月圆人不圆。

原来王家庄的人现在虽然属于陕西渭南，最初王家庄的祖先却是河南人。河南人怎么来到陕西的，说起来话就长了。

     原来在明清时代，河南与陕西之间就有通商。河南人来陕西做生意，陕西人做生意。王家有弟兄二人，因为家里子孙众多，王老二就携家带口来到了陕西渭南。那时候虽然有官府，但对一家一户的迁徙权并没有限制。后来王老二全家就在这渭南安了家。时间长了，这里就成了王家庄。早年的时候，陕西王家还经常会有德高望重的人带领子孙回河南祭祖。随着世风日下，世道变迁，如今的陕西王家渐渐和河南王家断了路，以至于现在的子子孙孙相见，也分不清辈分，谁也不认识谁了。这不是百姓的无情，而是整个社会变迁的悲哀。

     从宋、元、明、清以来，直到近现代，从中原腹部流过的黄河，十年九改道，以至中原大地，水、蝗、旱灾频繁；加之中原自古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祸连绵。中原的老百姓，为了逃生，到处漂泊。河南人自古就勤劳善良心态包容性格坚毅热情朴实。自然，和豫地相邻接壤的陕西，就成了河南人的大后方了。一有风吹草动，或遇到灾荒，河南人就过函谷关，携老扶幼到了陕西境内安身。于是，逃难的河南人只能远走他乡，一路向西，逃进潼关，涌入陕西。在陕西境内的陇海铁路沿线，到处都有河南人。特别是在西安、宝鸡、咸阳、铜川，乃至关中各县城的铁路两边，河南人聚集在一起，竟形成了一个个河南小区。

     1938年，为阻挡日寇西进，国民党政府炸开河南郑州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坝，混浊的河水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导致89万中国平民丧命，1200万人踏上了流亡之路。许多河南人一路向西逃亡。

到了一九四二年，河南人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天灾人祸。

     天旱、虫灾、食不果腹，携家带口，挑着要饭的担子，步行、坐马车、扒火车，沿着铁路线四处逃难，吃树皮野菜。据历史记载：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位于中南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人的河南省，有300万人被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一边是战乱的死亡之地，一边是难民们的梦想家园，他们逃亡到陕西，这是中华民族一场惨烈无奈的迁徙。

     王豫生的老家河南闹旱灾，那时先是发生了旱灾，小麦不结麦蕙、玉米拧成麻绳，庄稼颗粒无收，然后又来了蝗虫。蝗虫有五六厘米长，从天上飞过去，好像连太阳都遮住了。后来，饥饿的灾民们就吃黄河滩里的草，扒路边的榆树皮充饥，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家乡无法生存，王豫生的父亲王有财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带着妻子和9岁的儿子、7岁的女儿，一路西行，来到渭南。几百公里的路程，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地走了整整一个月。原以为到渭南能好过点，没想到，当时陕西地区已经聚集了很多逃荒的河南人，没有土地，没有住处，没有吃的。王豫生的父亲用土坯、废砖头、瓦片、木头搭起了一个简陋的住房，一家人靠出卖苦力和讨饭为生。

     当时，渭南地区政府也设立了很少的几家粥厂，救济受难群众。王豫生的母亲刘王氏在排队领粥时，不幸被拥挤的难民踩踏在地，当场咽气身亡。父亲无法养活2个儿女，就含泪将7岁的女儿一块大洋卖给了人贩子，后来王豫生四处打听妹妹小娟的下落，有人说小娟被卖到西安灞桥镇一户人家当童养媳，也有人说小娟被卖给妓院老鸨收养，后来被国民党一个连长收了偏房，解放后，他一直打听妹妹的消息，了无音讯。

     “老天爷要收人了”，这是1942年灾情突现时，很多老人在天灾人祸面前无可奈何说过的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人们在面对那场天灾时的恐惧，时隔多年仍然让人心痛心悸心里害怕。

     那时候，不逃难就会活活饿死，逃难就像得了传染病，一家挨着一家，都往外地跑。那会到处都是灾民，大家都在要饭，运气不好的话只能吃榆树皮，到了最后，连榆树皮都被剥光了，所以能吃到树皮在当时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王豫生老人称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活了下来，而和他一同逃难的乡亲，有许多死在了逃难的路上。但是至今仍有一件事，令他每每梦到就会被吓醒——那是在逃荒的路上，他亲眼看到，有人煮食饿死的孩童，那场景令她感到毛骨悚然，经常从梦中吓醒……

     想起故乡时，王豫生老人的眼里常常用满泪水，父母早已去世了，老家就剩下几个叔伯弟兄，年轻时经济不宽裕，没能回去。年老了社会安定了，但身体却不允许了。虽然一直想回去，但是怕给孩子们添麻烦，老人也逐渐断了回故里的念头，但是老人说一直未曾忘记过那片土地——河南那是他的故乡他的根。

     在河南人来之前，渭南这一带是一片荒地。垃圾坑，乱坟岗，黄草滩，本地人不住这里，他们才有机会落脚。根据“老河南”的描述，当时他们住的房子非常类似原始人修的那种半地穴式房子，挖个深坑，用树枝、草和上泥搭个顶棚，人得弯着腰才能钻进去。这种房子被河南人称为“茅草庵”，盖起来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所以在豫民巷这些河南人聚集区非常流行。

     最早一批来到这里的人随便占地，晚些到的人只能见缝插针，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经没有多少空地了。后来条件慢慢好了，茅草庵也逐渐被窝棚取代，“老河南”们也终于走出地下。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房子多数是用土砌墙，条件好一些的可以用砖砌，而这也让两旁的邻居可以顺着这面墙，给自己盖起房子。

     花园口决口后，河南受灾逃离大概有180多万人，顺着铁路线一直往西走，很多都留到西安了。道北二马路、自强路、太华路是河南人的居住区，铁路工人多半都在这儿，当时还是一些乱坟岗。除了大华纱厂外，全都是棚户区，密密麻麻，茅庵草舍窝棚里边住了一家人，吃的糊涂面。那时菊花园有一个人市，身上扎个草，卖的话看谁要。白天出去有些打个零工，有些没办法就讨饭。棚户区几乎全是河南口音，拉洋车的、卖洗脸水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连摆茶摊的老太太和卖老鼠药的老头子，也都说着一口河南话。

     河南人第二次大规模迁居陕西是在1942年夏至1943年春。是时，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据当时估计，有300万河南人西出潼关，这些人中，有100多万人来到了西安、宝鸡、渭南、铜川。在陕西的河南人，主要是平民老百姓。他们凭着力气下苦，扛活、拉板车、卖菜、捡破烂、拾煤核儿，稍有手艺的，则唱曲、卖艺、镶牙、务花、烧窑、修脚、搓背、理发，出尽了霸王力，看尽了眉高眼低，艰难度日。可以说，只要能养家糊口，他们都干过。解放以后，河南人中年轻力壮的，渐渐被招了工，主要在铁路、煤矿、纺织及服务系统工作。在铁路系统，河南话广为通行，竟成了“普通话”。在西安东郊纺织城，十个人中有八个都是河南人。在渭北的铜川、韩城、澄城、白水等煤城，河南人更是一统天下。同样的命运，把逃难的河南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一家有难，左邻右舍伸手相帮。这一点，正对着耿直、实诚陕西人的性格，正因为性格相投，有许多陕西人和河南人结了亲，成为至交。陕西变成了河南人的第二故乡。

     在不间断的灾难面前，生存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存意志、生存能力、生存智慧和生存韧性的考验。而河南人生存的第一个特点是柔韧，他们为逃避兵祸水患，用一根扁担挑着全家人的家当，进入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忍受着当地人轻蔑的目光，艰难而顽强地落地生根，以至于形成了今天西安有1/3是河南人、铜川有1/2是河南人、宝鸡有2/3是河南人的人口比，甚至连河南话都成了宝鸡的官话。在这一事实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默默劳作，是血汗和泪水的无尽付出，其结果是他们终于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在别人的生存领域挤出了一块生存空间。

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河南人的遭遇最为悲惨！

     1941年铜川建成一条主要用以运煤的铁路——咸（阳）铜（官）铁路，因为铜川有煤矿，有铁路，于是就有一部分河南难民继续北上来到铜川，义无反顾的留下来，在异域他乡开创自己的生息之地。在铜川的各个矿区都有着大量的河南人。他们随着时间的变迁，日月的轮回，已经深深融入铜川这个大家庭，和陕西的当地人以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外地人一样深深爱着、恋着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的铜川话，实际上是陕西话，河南话，普通话并行的三种语言，对于老一代乡土乡音是一种家乡的恋情，铜川的陕西人和父母在一起说的是陕西话，河南人和父母在一起说的是河南话，如果陕西人和河南人在一起，那个语言别提多有趣，一会陕西话一会河南话，如果单凭口音，你根本分不清谁是陕西人谁是河南人，铜川的老一辈经过几代人的磨合，现在铜川的陕西人和河南人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年轻人互通婚姻，基本没有地域的区别，而年轻的铜川人基本上都会说陕西话、河南话、普通话。陕西河南逃难者的心灵家园。

从河南到陕西，从宝鸡到铜川，中间加上渭南，河南人与陕西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豫生逃难到渭南的时候，没想到竟然要饭要到了王家庄。那时候村里的保长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听说王豫生也姓王，没想到一打听，竟然是自己老家河南故乡的，在保长的照顾下，王豫生一家就在王家庄安家落户了。后来形势突变，各种运动，说是老保长是反动派，被镇压了。

     可怜的王豫生老人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吴富贵长大，就因病去世了。

吴富贵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王豫生对自己的疼爱。因为吴富贵是独生子，所以从小父亲对自己就是百般疼爱。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手里怕掉了。自从父母去世后，吴富贵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

     后来，王富贵有了四个孩子，家里越来越穷。老大王牧原，老二我牧野，老三王牧山，老四王牧海。村里很多人都看不起富贵，说富贵毬本事没有，就会造娃；造娃就造娃呗，只造娃不管娃，四个娃娃都养成了猪。这个时期，欺负王富贵家的事情就更多了。富贵家的娃娃挨打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富贵家养鸡，鸡丢了也不敢喊叫，一喊叫就得挨打；富贵家养狗，狗不能乱叫唤，一叫唤就有妇女骂富贵，说富贵瞎喊叫啥哩！富贵的几个孩子里面，唯有这王牧野与众不同，从小性子不像富贵，有点像翠霞，又比翠霞倔强。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几头牛也拉不回来。虽然人家的孩子经常欺负他，但他从来没有服气过。你就是往死里打，这王牧野就是不求饶，不说软话。有一次村里几个孩子为了争一把草，又欺负王牧野。几个人把王牧野推进了村里的池塘。这王牧野爬出来，衣服全部湿透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但他爬上来没有哭一声，直接冲到王友德家孩子面前，揪住王友德儿子王钢蛋的头发，把王钢蛋推进了池塘，并且按住王钢蛋的头让他喝水，最后王钢蛋被差点淹死，不仅如此，王牧野还逼着王钢蛋叫他爷爷。王钢蛋刚开始不叫，王牧野又把他的头按进水里，说不叫爷爷今天就淹死你。王钢蛋脸都憋青了，喘不过气来，又被王牧野死死抓住头发，又被王牧野在屁股上踢了几脚，没有办法，只有认输，叫了王牧野三声爷爷。王牧野这才放了王钢蛋。这件事情，几个孩子都没有敢给大人说，王牧野幸运地躲过了一次严厉惩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王友德等人有事没事就找王富贵破坏计划生育政策说事，只要王友德找到王富贵，王富贵就得交罚款。因为这计划生育，王富贵可没少被罚，但王富贵心甘情愿，他心里想，只要我王富贵家这四个儿子长大成人，老子再也不会受这样的窝囊气了！王富贵做梦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终于机会来了。当他听到陕西铜川矿务局招收农民协议工的消息时，村里人大都老观念，认为煤矿上挖煤，是脑袋别在裤腰上，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就把小命报销了。王富贵可不这么想。他看到很多煤矿工人都有吃有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生在土里，长在土里，永远没有个出头之日。于是王富贵就和翠霞商量，打算到煤矿挖煤去。翠霞本来也舍不得富贵去挖煤，但家里有四个孩子，不仅交不上学费，而且连吃饭都成问题，不管啥政策下来，都是让交粮交钱，不出去闯一闯，这日子咋过嘛！经过了几天的准备，王富贵一脚深一脚浅走小路来到了陕西铜川王石凹煤矿。

那时候进煤矿手续并不复杂，既没有要七八个证明，也没有什么身份证，更没有体检，招收农协工的是一位浙江籍的文质彬彬的老大哥。他拍着王富贵的肩膀说：“为什么要来煤矿干活啊？”王富贵说：“家里穷，孩子吃不上饭，上不起学。”那位老大哥就给他登记了名字，进了煤矿掘进队。煤矿工人之间虽然也有不平等，但没有王富贵在村里受气，而且一天可以吃上两顿食堂的饭。富贵觉得比家里强多了。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干活又卖力，又不会藏奸溜滑，虽然又脏又累，但和工人之间相处很融洽。那时候，王石凹煤矿的河南人很多，大都热情讲义气，有个别人欺负人，河南人总是一腔热血，挺身而出，为可怜人排忧解难。看到很多煤矿工人都在矿上安个家。王富贵心里也蠢蠢欲动。

本网记者：王金启

编 辑：沙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