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　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

　　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刘庆邦 　

在矿区，矿工的安危牵动着每一位家属的心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王轶庶　摄

　　一个矿工的工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不是短暂的。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王轶庶　摄 　

　　矿工们常说：今天晚上把鞋脱在井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今天把你搂在怀里你是我老婆，不知明天还能不能搂你做老婆。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王轶庶　摄 　

　　矿区鸟瞰。采矿业是一种特殊行业。在和平年代，煤矿工人每年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王轶庶　摄

　　早晨，太阳还是红的，野地里的青草挂着露水，一匹高大的骡马从狭窄的矿坑出来，骡马被黑布蒙着双眼，左右负着两筐拔尖的煤。刘庆邦走过去，轻轻地拍着骡马的脸，跟它说话，他觉得骡马肯定满肚子委屈和辛酸。

　　刘庆邦是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熟悉田野和平原中骡马的幸福，也熟悉那里的人，因为知道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所以对非常的状态有着异样的敏感。

　　全世界的矿区都相似

　　刚结婚那年，刘庆邦在河南矿区的一个机关工作。他的爱人想下矿井支援生产，遭到刘庆邦坚决反对。他是从矿井抽调上来的，知道矿井里的情况：在黑咕隆咚的狭小洞子里，矿工们衣服穿得很少，甚至赤身露体。劳动生活的单调和性爱对象的缺乏，使他们对异性有一种特别的渴望。在井下休息场所，矿工们谈起异性来，更是“窑下不见天，说话没有边”。矿工们有顺口溜说：掘井工不谈妻，巷道压得低；采煤工不谈妻，干活没力气；机电工不谈妻，烧了电动机。

　　那一次，刘庆邦做了爱人的绊脚石：“女人到了矿井就跟羊到了虎口，没个好。”

　　刘庆邦一直生活在矿区，每到过年的时候，看到矿工们闹新春，看到他们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跑旱船……他意识到：“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痛苦一样令人震撼。有人说，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我说，认识中国的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中国矿工也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矿区多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有城市的生活习惯，也有乡村的生活习惯，是杂交的、复杂的人群。矿工多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也更具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

　　刘庆邦认识一个喜欢踩高跷的小伙子，这个被他写到小说《踩高跷》里的小伙子叫乔明泉。

　　乔明泉20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但是乔明泉很聪明，心很灵巧。老矿工的儿子结婚，请来塞外的艺人用蛮汉调唱山曲儿，山曲儿唱到半夜，乔明泉听到半夜。别人都是看新娘子，捎带着听山曲儿。乔明泉光顾听山曲儿了，连新娘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春节期间，矿务局组织一帮人到矿上跳狮子，踩高跷。乔明泉看踩高跷看得多些。踩在高跷上的男人女人不是行走自如就完了，他们还做出各种扮相。有白面皮的唐僧，必有长嘴的猪八戒；有身手矫健的孙悟空，必有顾盼妖冶的白骨精。高跷上的人每做出一个高难动作，看热闹的人就发出一声喝彩。乔明泉当时就在心里把主意打定了，他也要学踩高跷。

　　家里有现成的木料，乔明泉很快就做好了一对高跷。可惜他家的院子太小了，没多少练习的余地，他就带上高跷，到山后一处稍微平坦的河坡里去练。河里的水早就干涸了，自从地底开了矿，水脉就毁坏了，只有满河坡的鹅卵石白花花的。乔明泉把鹅卵石一枚枚扔开，收拾出一块不小的场地，就练开了。练够九九八十一天，乔明泉高跷上的功夫好生了得，他不仅能在高跷上健步如飞，不仅会打车轱辘，玩鹞子翻身，还两腿一展，突然来个大劈叉。让人称奇的是，他把大劈叉由一个大字劈成一个土字之后，不借用任何辅助的力量，还能自己从土里长起来。

　　和乔明泉家一样，许多矿工家都是在山上建房。山下供矿工家庭取水的水龙头那里，有一块平整地方。水是从矿井里抽上来的，每天做饭前供应三次。水没到来之前，矿工的女人和孩子们就提着空桶，在那里排队。乔明泉提着高跷经过此地时，在这里把新练就的手艺亮了一把。平日里，人们对乔明泉这个话头儿不多的小伙子并没有特别留意，待乔明泉上了高跷，人们马上就对他刮目相看了。小伙子腿那么长，胳膊那么顺溜，腰身那么柔韧，举手投足，一招一式，都透着艺术，还有乔明泉明鼻大眼的长相，岂是英俊二字所能形容。

　　后来乔明泉下井了，他要挣钱养家。乔明泉下井后的情况还算不错，在全家人日夜担心下，他在井下干了一年多也没出什么大事。到了第二年冬天，他的一条腿才被顶板冒落的石头砸断了。乔明泉并没有昏迷过去，他的腿还麻木着，没有疼痛的感觉。从昏迷中醒来，他脸上的表情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平静得很。医生要把乔明泉的腿从大腿根儿那儿锯下来，家人不干，他的妹妹哭着恳求医生一定要保住哥哥的腿。医生说，除非找来他们骨科退休的老主任，请他看看腿和命能不能兼顾。妹妹跑着找到了老主任，差一点儿给老主任跪下了。她还是强调哥哥伤好后还要踩高跷。

　　老主任亲自披挂上阵做手术，把乔明泉的腿保住了。

　　“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刘庆邦说。

　　“矿区是文学的富矿。世界有不少写矿区生活的作家，左拉、劳伦斯、沃尔夫，他们笔下的矿区和我们的矿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看过《剑桥史》，里边有对各个国家矿区生活的考察和描述，我觉得就世界范围来说，矿区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是相同的。很多艺术家和矿区有紧密的联系，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画家梵高，南非白人女作家戈迪默，他们都阅历体验过矿区生活。梵高早年以义务传教士的身份在比利时的波里纳日矿区为矿工们传教，在工作之余画那些他看到的煤矿工人。梵高在波里纳日矿区经历过矿难的恐怖，他希望能把福音中讲述的在‘黑暗中升起的黎明’传布给那些苦难的矿工。整个世界的矿区都是相似的——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生存的艰辛、劳作的艰苦、劳工之间的矛盾、械斗……我看左拉的《萌芽》，看到他写的矿工——希望出点事，出事就可以停工，就可以休息，跟中国的矿工心态都一样。”

　　对矿区的切身体察使刘庆邦获得了珍贵的经验。他说：“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野菜、树皮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陌，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都像血液一样在我的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动，就记起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煤矿去了，一去9年，才有机会看到一层炼狱般的天地，在矿工面前，我只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乏力，所受艰难困苦一句也提不起了。”

　　文学总要表现人与自然的抗争

　　“平顶山十矿的工人们从井下一出来，就嗅到了麦子成熟的香味。他们大都是农民轮换工，农村有他们的老婆孩子，也有他们丰收在望的麦田，他们和土地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庄稼的气息格外敏感。有的矿工收到家里来信，打点行装，准备回老家帮妻子收麦。有的提前回家，给家人留下足够的钱，嘱家人雇机器收麦，自己匆匆返回采煤岗位。与往年一样，矿上也开始着手做保勤工作，动员大家在麦收期间别耽误为国家收割煤炭。应该说当时十矿的生产生活秩序是正常的，工人们的情绪轻松而饱满。天气稍有点热，穿着随便的矿工们聚拢到路边的树下打扑克，那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矿办公楼后面的小花园里，各种花儿争奇斗艳，正静静地开放。”

　　化成精美文字的除了豫西的麦子，还有一场残酷的矿难。那场矿难，在一个丰收在望的时刻，以巨大的能量，爆炸性地降临在84名矿工的头上。

　　“瓦斯爆炸时，井上的矿工和家属们大多正在吃晚饭。消息传来，他们纷纷扔下饭碗往矿上跑。有丈夫在井下的矿工妻子，不祥的预感使她们心猛跳，腿发软，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她们对这场灾变的性质还把握不住，似乎也弄不清这场灾变与自己到底有多少利害关系。显然，她们没经过这些事，这种事严重得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力，她们有些懵了。她们等了一天又一天，当严酷得令人绝望的现实摆在她们面前，她们才哭倒在地。几乎无一例外，每个工亡矿工的妻子都曾哭得昏死过去。”刘庆邦遥望着他记忆中的矿难。

　　刘庆邦是在矿难发生的当天赶到平顶山的。他有作家和通讯员的双重身份。采访矿难现场是通讯员职业的需要，也是作家良知的召唤。

　　到了平顶山煤矿，刘庆邦以八矿一个工作人员的身份，跟随做善后工作的人员，不分昼夜地去听工亡家属们的哭诉，那些哭诉使他的心始终处在震荡之中，感情不断被冲击。在那个伤痛之地，刘庆邦咬着牙，他对自己说不要哭，可眼泪还是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涌出来。

　　“在矿难中死亡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矿工。他们身强力壮，都是好劳动力，井下的天地主要靠他们来支撑。从家庭角色看，他们既是丈夫，又是父亲和儿子，一般来说，一家人都指望他们。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上养老，下养小，对家庭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观念，但他们对未来都有着美好的憧憬，都有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一场突发于太阳下山时的瓦斯爆炸，把这些活蹦乱跳、蓬勃向上的生命扼杀于瞬间，他们失去了人生存在，什么角度都说不上了。”

　　在矿区，“矿难”是始终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刘庆邦说：“文学总是要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矿工和大自然的抗争是最直接的，最严酷的。大自然造化了地球球体表面的万事万物，同时也造化了球体深部内容丰富变化莫测的世界。煤井下的采矿场就是这世界的一小部分。比之于地面，煤矿井下没有风霜雨雪，没有呼雷闪电，没有洪涝，也没有地震，可井下的瓦斯爆炸就是雷电，透水就是洪涝，冒顶就是地震，落大顶卷起的飓风就是横扫一切的台风……。”

　　刘庆邦用文学的眼光观察频繁发生的矿难，用新闻通讯员的敏感深入矿难的现场，最后他会以作家的仁爱之心体察、记忆和表达矿难之殇。

　　他说：“大批的矿工无声的死亡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采访完平顶山煤矿瓦斯爆炸，刘庆邦又去采访徐州的大黄山矿井透水事故。他和成百上千的矿工家属挤在井口，守着篝火等着被困井下的矿工。找了4天4夜，人找出来，往上抬的时候，刘庆邦就在跟前，当时正下着鹅毛大雪，他的头顶哭声一片。

　　“我敢说各家有各家的痛苦，写出来都会令人痛彻心肺的。我知道我不能为她们做什么，我只能较为具体、详尽地把灾难给她们造成的精神痛苦记录下来。我要告诉人们，一个矿工的工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不是短暂的。说它广泛，因为每一个工亡矿工都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等亲人，死一个人，牵动一大片，伤的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的心。说它深刻，因为工亡矿工一般都比较年轻，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期，对家庭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加上灾难的突发性和死于非命，这种生死离别的打击，对矿工的妻子来说是致命的。说它久远，主要是对工亡矿工的子女而言，矿工工亡，使完好的家庭突然变得残缺，父爱突然消失。这种残缺和消失会给幼小的工亡矿工子女的心灵造成严重的创伤。随着子女们年龄增大，这种创伤不一定会平复，有的反而会越来越痛，痛苦将伴随他们一生，甚至波及他们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