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今的阜新却被称作是“煤电之城，穷得出奇”。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对阜新调查后作出概括的八个字。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阜新的投资超过80%都投在了煤电上，地方工业、农业和教育合起来只占到12%，单一的投资结构造就了阜新单一的经济结构。尽管被列为“资源枯竭城市”，“由煤而兴”的阜新也难以割舍煤业经济。 

    不仅仅是出于资本天生的逐利性，仅仅是为了缓解数万名下岗矿工的就业难题，在高位运行的煤价面前，企业都有充分的动机去“竭泽而渔”。 

    从河南大平、陕西铜川到辽宁阜新，矿难为什么在当前频繁、且如此触目惊心？在一个个矿难背后，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的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型化”之路越走越远，煤炭、石油等要素市场供需日渐失衡。 

    经济学家霍夫曼总结了19世纪英国、美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表明重化工业还要发展得更快，要占支配性地位，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上的“霍夫曼经验定理”。依据这一理论，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先发展重工业，有的地方美其名曰“先进制造业”。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地方GDP可以在短期之内迅速提升，地方政绩则有明显的短期效应。我国经济开始逐渐进入资源高消耗的重化工时代，高物耗和高能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进一步加剧了能源的压力。当前我国原煤消耗量占到世界总量的31%，电力、钢铁、建材等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能源转换和贮运的中间环节损失浪费更为严重。 

    从去年开始，由于各地投资拉动，煤炭价格一路飙升，始终在高位运行，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刺激了煤矿的超能力生产，不少煤矿企业开始改变经营策略，用增产增收策略代替了适度规模条件下的安全生产策略。 

    几分天灾，几分人祸？矿难背后，是煤矿不能承受之重。重化工时代要素市场的供求失衡，成为煤矿企业的致命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