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杜维明（钱江晚报/图；林云龙/摄）

    “有些媒体很浮躁，商业化程度很严重，在这个时候更应该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与钱江晚报通讯员就“今天媒体该为社会人文素养的提高做些什么”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探讨。

    “文化信息的传递和讨论，应该由不同领域的人来共同完成，这中间，媒体起到了一个横向沟通的作用，因为它能在政府、学术界、公众之间起到联系的作用。在今天，媒体做这样的事，能创造出一种讨论问题的新方向和价值。”穿着黑色西服但不系领带的杜维明很认真，对于通讯员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用笔仔细地记录下要点，然后一一给出回答。

    如今人心浮躁，对于这一现象，杜维明先从知识界的浮躁入手：“最好的情况是，学术界的深刻研究能提升知识界的水平，并带动社会其他各界的水平。但学术界的肤浅，同样会降低知识界的水平；而知识界的浮躁直接干扰学术界的研究。”从知识界的浮躁他转向了媒体的浮躁。杜维明从互联网的浮躁谈起，谈到了媒体应该如何在这股“风”面前保持冷静：“有些媒体很浮躁，商业化程度很严重，在这个时候更应该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比如一家商业化程度很高的报纸发一篇文化评论，它要损失10万元广告费，但问题不能全这么看。文化评论有助于树立一家报纸的品位，也体现了该报领导的品位。这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

    在他看来，媒体应该善于在公共领域发言。他说，“实际上你扮演了媒体中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你的反思能力，你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可以影响许多人；你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追踪，并在追踪中引导大家讨论。”言语中，他提及了日本一些媒体的好做法：“大家在网上就某一话题展开讨论，然后在文章的最后写下自己的名字。这种负责任的讨论可以逐渐影响舆论的形成。这个就是公共话语空间的开拓，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娱乐盛行的今天，媒体的人文报道应该如何做？杜维明对本报人文中心的通讯员们说，实际上媒体在人文报道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你可以看看东亚一些国家在文化方面是怎么做的，然后再去参考一下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

    尽量目前他最喜欢的是英国的《金融时报》，但他在与通讯员们的交流中一再提到《纽约时报》，因为他认为这张报纸在一些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纽约时报》的资料库非常完整，绝对是花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法国著名学者德里达去世后，《纽约时报》的悼文是最好的，我看这篇悼文应该准备了很长时间，估计还修改了几次。《纽约时报》有非常大的图书馆和数据库，有些专栏作家每个月写一篇文章就可以维持生活。”

    在谈到媒体的专业化问题时，他提到了日本一张知名报纸：“我与这家报社的通讯员也举行过今天这样的座谈，发现他们问的问题有的超过了研究生的水平，后来才发现他们的通讯员很多有博士学位，而且还在大学里授课。”（裴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