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窑黑色利益链揭秘

07--7--11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三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庞皎明 实习生 黄柯杰

“山西产煤，到处都是黑吃黑啊！”

从晋北到晋南，这是记者在山西煤区采访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围绕山西煤窑的一系列“黑吃黑”的故事，可谓千奇百怪。

一块沉睡数万年的煤炭，一旦诞生在黑煤窑里，这块闪亮的“乌金”将会经历一系列黑色的人间“游戏”，它将目睹行贿受贿、吃黑水、收黑钱、搞敲诈、做黑交易的黑窑主、黑车主、黑站长、黑官员、黑记者、黑所长等形形色色的“黑色人物”……

之一：开黑煤窑

煤矿从合法性上分为三类：合法煤矿、非法煤矿、违法煤矿。所谓合法煤矿，就是依法取得采矿业“六证”的煤矿，这六证分别是：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所谓非法煤矿就是没有任何法定手续的煤矿；所谓违法煤矿就是虽然有法定证件，但证件不全或部分证件过期。

而在民间，人们把没有任何手续的煤矿叫“黑口子”，或者叫“黑煤窑”。也就是法律中认定的非法煤矿。

如何才能开得一个黑口子？山西省河津市的窑主王涛（化名）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程序——他亲历的内幕，要开一个黑口子，一般得经过5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资人）得跟矿产资源局的领导接上头。“你得跟他通个气，自己想挖个口子。”王涛说，有的时候，资源局的人还会告诉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资源更为丰富。

其次，在当地纪委找个靠山。“在这里，纪委什么事都管。在里边没有人不行。”

第三，找到乡政府。“在乡政府里边说得上话的人，得给他们钱。”

剩下的两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书记（村长）。“不给派出所好处，口子就没法开。他们抓住一个（黑口子）矿工要罚款1万，抓住一辆装载车罚款3万。”王涛说，至于村书记（村主任），他们是土地爷，挖他们地下的矿所以要给些钱，“他们能保证你平安生产”。

打点这些关系，需要花费多少钱？

“不一定。”王涛说，“给村长的‘黑水’（即支付开黑煤窑的好处费）一般是2万，给一次就可以了。其他部门的人，要经常走动，经常给钱，但第一次的‘公关费’大约需要20万元。”

还有一种情况，开黑口子并不一定非经过这5道程序。据知情人说，给村支书每年交10万元，也能确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开办黑煤窑。“进村都得经过山路，什么人什么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能帮着放哨”。但是，仅依托村支书为靠山，是开黑口子风险最大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情况，是直接给乡政府“进贡”20万元。“资源局或市里要来人检查时，可以从乡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铲车把口子堵住就没事了”。王涛说。

2006年底，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曾租用警用直升飞机对该省的黑口子进行监测。山西省境内共存在14个非法采矿重点热点地区，它们分别是：晋中市的灵石县，忻州市的宁武县，临汾市的汾西县、蒲县、尧都区、乡宁县、洪洞县、霍州市，吕梁市的交口县，运城市下辖的河津市、阳泉市的盂县和阳泉郊区，太原市晋源区和万柏林区。

在黑口子泛滥的临汾市汾西县，开黑口子的程序与河津市大同小异。该县的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汾西开黑口子，必须打点的部门有：乡政府、国土资源所和派出所。“当然，后台越硬胆子越大，但只要搞下这三关，黑口子就可开张了。”知情人说。

各种关系打点完毕，剩下最重要的一步是开矿。王涛向记者描述了其在下化乡某村开矿的情形：

第一步，在试图开矿的方位探矿，找好地点。

然后，开一辆矿运三轮车，带2个工人和雇一名技术员，在考察好的位置开始挖井。挖一个深50米或者更深的矿井便见煤了。

从探矿到见煤，所需时间大概是2—3个月，投资需80万-90万或者更多一些。

见煤以后，第三步是建设地上工作场面，该项费用需要7万到8万元，规模大点的需要更多一些钱。

“做完以上工作以后，就可以招收工人了。矿工来自四川、河南和东北。”王涛说，矿运三轮车也从一辆增加到十辆。

由此，一座黑煤窑即宣告诞生，“边挖边卖边发财”。

两年前，王涛的黑口子在该市下化乡还正常运营，“如今风险太大，不挖了”。下化乡是河津市煤炭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当时，当地明口子（即合法煤矿）有30多个，黑口子300多个。据王涛介绍，如今“明口子有30个左右，黑口子还有200多个”。4月12日下午6时，记者在知情人的带领下隐秘探访了下化村一个黑口子。在一个叫南桑峪村的地界上，山坳间散布着五六座煤矿。记者来到其中的一座，看到100多名矿工正在井口集结，准备下井挖煤，但矿上却没有任何合法证件。

据记者调查，在山西，最小的黑口子大概有10个人左右，一般的黑口子总人数大概在30人—50人之间。而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最大的黑口子人数可多达300人，“这些口子的后台很硬”。知情人向记者介绍，在河津市下化乡200个黑口子中，矿工约100人的为50个左右，100人以上的仅有几个，剩下的都是30人左右的。

2005年山西省政府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山西全境取缔关闭4876处非法违法矿点、关闭1156座矿井。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全省“打非行动”期间，大部分黑煤窑进入了“蛰伏”状态。

然而，对于此种行动，也有人颇为不满。“我的小煤窑因为只是公安局长保着，就给炸掉了，县长保的却没有一点事情。”4月10日，在大同市南郊区的鸦儿崖乡，安毅（化名）抱怨说，“打非行动”让它的煤窑赚不到钱，至今还背着十多万元的外债。

今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多次在山西境内由北向南采访时发现，山西还有不少黑口子依然正常运行，只是方式更加隐蔽。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同市浑源县打死“记者”的煤矿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手续的黑口子。经记者核实，被山西官方称为“无生产迹象”的这个黑口子，其实是晚上挖煤、白天休息，直到打死“记者”兰成长当天才关闭。

4月15日，记者一行到临汾市汾西县，恰好赶上汾西打击黑口子专项行动，当晚7时许，汾西县城大街警灯闪烁。晚上11时许，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两个未开工的黑口子。在回来路上，又碰到两拨刚出完煤的三轮车司机……

晚上12时许，记者一行因为迷路，误入一不知名的山沟，又找到一个黑口子，现场未见挖煤的工人，但洞口有铲车作业的新痕迹。

4月16日，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兴唐寺镇和明姜镇交界处，记者发现两处黑口子，一处在坡上窑洞内，一处在山沟，用塑料布和黄土遮住洞口。据村民透露，3月份，附近的圣王沟发生矿难，这两个黑口子因为风声紧，都关闭了。

黑口子的老板们在跟执法行动进行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矿难——执法——息事——再次矿难——再次执法”，如此的循环，似乎没有人能够望到它的尽头。

之二：经营黑煤车

煤窑挖出煤之后需要把煤运出山沟。

记者在煤区采访时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报废车和没有任何牌照的车在从事煤炭运输。

4月12日，记者一行从河津赶往下化乡，进入下化乡地界后，看到不少早已经报废的圆头解放卡车在山沟里运载煤炭，这些“上了岁数”的汽车，车身油漆斑驳脱落，“一磕一磕”地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与记者同行的司机齐师傅调侃说：“这些卡车可以拉去拍解放战争的电影。”

下化乡的人对这些车并不奇怪，“只要交了钱，你想开就开，没人管你。”

在山西朔州、大同境内，记者还看到，在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队伍中，许多车没有任何牌照，而挂牌的车里，有近三分之一挂的是外地牌照。

“都是为了逃养路费。”司机齐师傅告诉记者，“山西的养路费比内蒙古等外省份高得多。”

超载，是煤炭运输行业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山阴县城通往马营乡的山间公路上，都是装满了煤炭的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缓慢前行。为了多装煤，很多卡车都进行了改装，一般都用的是特制钢板，再把车箱加高许多，超载往往是核定载重的一半或者一倍。

超载的重车下坡，一段路开过后刹车片就会因为过热而失灵。记者看到，很多重型卡车都用水管一路向刹车片滴水降温，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矿区下山的路都湿漉漉的。超载的卡车一踩刹车，随着“噗嗤噗嗤”的刹车声，轮胎间就冒起一阵阵水汽，弥漫开来。

一位司机告诉我们，盖着篷布的车子都是开往省外的，没盖篷布的都是运往省内或者煤场的。这位司机告诉我们，他的车一次要装140吨煤。

“油价这么高，不超载我们没什么钱赚的。”这位司机向记者坦白说，“通过治超点时，交点钱就可以了。”

之三：开黑煤场

在黑煤窑的“食物链”中，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级——在黑矿附近正规的煤矿或煤场。一般黑煤窑都是在晚上出煤，为躲避检查，白天黑煤窑都是掩盖起来的。通常，黑煤窑的煤是边挖边运的，矿工用三轮车把煤运到井口，就由装载机立即装上车，然后运到外地去，也有黑煤窑的煤拉到合法矿上或者黑煤场。

“价格190元/吨的煤，黑煤窑卖出来就是120元/吨，合法矿不花一点投入，就能转手赚个差价。”

更多的黑煤窑把煤都送到煤场去，“选好煤场很关键，煤场如果选对了，开黑口就没人查你。”临汾一位煤老板道出其中的奥妙。

据他介绍，很多煤场都是有“后台”的，专门收黑煤窑出的煤，因为黑煤窑的煤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60%，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

2006年，据太原市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太原市外环路两侧不足五公里的地段，储煤场就达90余个，其中90%均为“黑煤场”。而记者在临汾、忻州和河津等多个地区看到，许多黑煤场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两旁。据了解，山西省非法储煤场每年偷漏税费近10多亿元。

贩黑口子的煤，比挖黑口子的煤更赚钱。一位矿主向记者分析，由于有些煤场同时从四五个黑口子拉煤，整体而言要比单个挖煤的黑口子赚得多。

之四：煤检站吃“黑水”

黑煤窑的煤拉运到煤场，要平安上路必须持有“煤票”，并且必须路过“两关”煤检站和治超点。

从1979年开始，山西省政府对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吨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俗称“出省大票”的一种煤票，仅针对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所有出省的煤车必须携带此票据以证明缴纳了基金。

当时，山西省政府将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征收权授予山西省煤运总公司，而山西省煤运总公司可以从征收费用中提取2.5%的服务费。自此，煤运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条公路上设置煤检站，如今已经形成覆盖全省的煤运网络。

煤检站的职能，是对出省的运煤车辆进行复磅计量、补征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对运煤车所携带的由上游的煤焦营业站开出的票据进行核对，对与实际重量和应收基金数额标准不符的进行量差和价差的补征。

2005年，为了彻底切断黑煤窑的生命线，山西省煤炭局下发铁令，要求煤炭系统禁放没有“合法煤炭销售票”（“煤票”之一种）的煤炭进入市场。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规定提出，所有“证照”齐全的矿井必须执行“煤炭销售票”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无“煤炭销售票”的煤炭。

这些煤票，只有正规注册的煤炭经营企业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记者介绍，为了让运煤司机在自己亲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场老板手里的“煤票”，往往会“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我们得过去加高价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运煤司机对记者说，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检站是山西最肥的差事！”山西的朋友们告诉记者。

记者通过对朔州市、临汾市、河津市等多个煤检站的现场观察，许多煤检站形同虚设。运煤车排着一条长龙停在路边，有的，则根本不上煤检站的地磅。

记者采访了一位曾在煤检站工作的人士，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不过地磅的，都是在站内‘有人’的煤车，而排队等候的，是在找人帮忙通关。”他说，煤检站一般一个班工作8个小时或12个小时，24小时轮班。

煤检站的工作，即是“验票”和“补票”，但此项工作几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检站都难以认真执行。“跟站里的头（站长或班长）打好关系后，一切都好办了。”知情人说，煤检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开票或少开票。比如，一个车队有10辆车，只开5辆车即可放行；一个车实际载重有60吨，开票时只收20吨的钱。

煤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如此做法，除了“国家该收的钱没有收到以外”，其好处有三：第一，运煤车老板少交了钱；其二，煤检站工作人员得到了“黑水”；最后，帮助“过关”的人也获得了提成。

帮忙过关的人，一般都是当地所谓的“老大”，他们的工作是疏通煤检站和运煤车老板的关系。2005年，山西省五台县石咀煤焦管理站站长王清祥，因拒绝与押运煤车的“老大”合作而被殴打。

“一个煤检站普通职工，一年挣十几万轻轻松松。”

一个班一天大约有5万元“黑水”入账，站长一半，副站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平分另一半。“在临汾，花一百万元攻关，煤检站的站长都不一定能当得上。”临汾的知情人士说。纠风办、煤运稽查队等对此现象严查多次，“但煤检站已经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他们根本撼动不了煤检站暗中搞的动作”。在临汾，公安系统有个大队专门处理与煤矿有关的案件，其被坊间称为“黄金大队”。

在煤检站工作是一项美差。据山西本地媒体报道，有些煤检站的工作人员进行赌博时，其赌资是“值班的资格”——尤其是夜班。

2007年4月1日，山西省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税务部门委托煤检站代为补征。5月15日凌晨3时，本报记者对大同某煤检站进行调查，有的车拉了六七十吨，但煤票却只开34吨，而有些车拉了160吨，煤检站却按16吨收费。

“在山西，与煤有关的部门都是肥差。”

记者雇用的司机齐师傅曾经开过多年的运煤卡车，谈起煤检站的工作职责，他说：“见票才放行，否则一律补交罚款。”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齐师傅告诉记者：“那里面的猫腻多了。”

根据齐师傅的讲述，2003年他给一个倒煤的老板做司机。“我们过煤站时候都是一溜车，常常是10多辆，如果真的按照规定交钱，老板肯定赚不了多少钱的。”

“一般都是老板先去找一个本地的专门‘送车’的，送车的人都是和煤检站的负责人联络好，不开票直接交点钱就行了。

运城河津一位长期运煤的司机给记者讲起一句顺口溜：煤站煤站，两天一万。

他谈起自己的一次找“送车人”经历：“送车人正在玩麻将，当时告诉我把钱和车号留下，你们直接开过去好了。”

关于煤检“油水”的最大传闻就是“赌一班”，司机齐师傅解释道：“‘赌一班’就是谁赢了谁就上岗多值一个班，那里面全是好处。”

之五：黑记者经营“封口费”

在黑煤窑的利益链上还有一个行使着“监督权”的“记者”群体，他们也是“乌金”、“黑水”的割肉分羹人。

今年1月，《中国贸易报》驻山西省大同市工作人员兰成长因为到黑煤窑去“采访”，被矿主纠集同伙将其殴打致死，事件惊动全国。

据山西当地媒体资深人士介绍，在山西从事“创收”的“记者”比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要多得多。大同、吕梁和临汾等地，几乎成了“假记者”的重灾区。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200人。”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如此对记者表示。在吕梁，一个怪现象是，有些人“早上摆地摊，下午到现场（新闻采访现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山西，由于煤矿存在的各种问题突出，尤其是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窑非法经营，而且问题很多，为行使“监督权”的“记者”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许多“记者”往往以对方的问题与违法事实相要挟实施“创收”，为媒体与自己创造经济效益。

3月28日晚上12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亲历了“记者”们创收的场面，当时，朔州市山阴县腰寨煤矿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各路“新闻工作者”迅速聚集该矿，从车牌号上看，共有4个省份的车牌。

“记者”们在当地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一个小屋等候调查组发布消息。桌上放着两条名牌香烟，“记者们”在宣传部拿出的签到单上签名以后，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吸烟。在签到单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签名为“李有”、“王二”等“记者”，其所供职的媒体只写着“朔州记者”、“中华报”等。凌晨2时许，有些“记者”等得不耐烦而吵了起来，此时，一个人拿着皮包进来，里边装的都是钱……

晋城一位矿长曾向记者介绍，有一次他的煤矿因事故死了一个人，他花费了290万元打发“记者”，才将此事瞒了下来。“只要你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你就得低头，你就得花钱啊！”

“拿了钱的记者最好对付。”他说。

今年4月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临汾采访时得知，两名某报的工作人员因重伤躺在临汾市的某个医院。此前，他们去了某个煤矿，“然后不得不从该矿办公楼的二楼跳了下来，骨折了”。

当地人称临汾市为“记者之家”。据了解，在此设办事处或派驻工作人员的媒体，“有近百家”。此外，还有许多拿着各种境外不知名刊物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有少数媒体从事正规的新闻报道”。一知情人对记者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媒体，聚集于一个非省会地级市？知情人道破天机：此处有煤，煤田面积占了全市面积的75%。此外，在山西省14个重点热点非法采矿区中，临汾就占了6个。

“舆论监督权不仅可以交易，而且还可以派生出其他好处”。

在大同，有位电视台的制片人如今的“副业”是帮助运煤车“过关”和为煤矿搞新闻攻关，“她每年至少有三四百万元的收入，她的威望是打出来的。”当地一位媒体朋友羡慕地说。

随着假记者的泛滥，被山西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被法院判刑的“假记者诈骗案”也开始多了起来。近年来，黑记者敲诈案也不断被媒体曝光。

之六：黑官员

黑煤窑要想继续存活，除了用钱来买通“新闻工作者”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官员。在山西，黑煤窑似乎与当地的官员都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

凭借手中的“管理权”、“审批权”，许多官员将手伸向了煤窑，有的人担当着煤窑的保护伞，还有人入干股，甚至有人直接经营黑煤窑。而一些官员由于“运气”不好，为此丢了前程与纱帽。仅2006年，山西先后有7名安监局长因此落马，其中，两名被判刑。

据公开的报道显示，2006年9月6日，阳泉市盂县原安监局局长韩斌因为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韩斌从2003年7月6日起担任盂县安监局局长，到2005年7月29日，两年里敛财近500万元。2003年5月至2005年4月间，盂县王村煤矿矿长苏秋爱，在承包王村煤矿时，得到韩斌的“帮助”，煤矿在日常的安全检查、复工、审批火工­炸药、雷管等品等方面都得到“关照”。为感谢韩斌，苏秋爱先后8次送给韩斌人民币80万元、阳泉市工商银行3万元的牡丹卡一张。2003年11月，赵玉忠以188万元的价格，从原承包人胡良国手中非法接包了盂县西南关煤矿西沟坑口­煤矿。赵玉忠为感谢韩斌在其接包煤矿和经管过程中的“帮助”和“关照”，先后分7次送给韩斌人民币236万元。

2004年5月18日，交口县双池镇蔡家沟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93.3万元。之后，经过吕梁市检察院的调查发现，该矿的投资合伙人中，竟然有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和交口的一名检察官。

2005年年底，吕梁市检察院以其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武小莉任交口县安监局局长期间，指使该局职工李建军和王海宝在出售煤炭准销票时，私自使用自制普通收据收取管理费53.43万元，由李建军保管。后李将其中50万元存入交口县回龙乡邮政储蓄所，余款存入交口县工行，并将存折交给武小莉。但在武小莉调任交口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后，向新任安监局局长高树春移交财务时，并未移交此款，而是据为己有。

经调查，武小莉家共有存款和现金445万元，除去贪污的60万元、受贿现金2.365万元、收受礼金2.5万元、合法收入及债权65万元，对其余314万元，武小莉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2006年7月27日，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不仅一些官员个人以“管理权”交换煤窑利益，还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同样也以自己手中的“管理权”从大大小小的煤矿换取好处。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忻州煤矿安监局建设豪华办公楼的事实，正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该局仅仅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而他们建房的部分资金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

以上是直接获取利益的官员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许多煤矿而言，更多的是应付日常的“检查”与“管理”。

河津的黑矿老板王涛向记者抱怨说，有一个月，资源局的人一共来了三十多次，“来一次一人给一万”，“有时候还要到市里吃饭、开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费”。在临汾，一名煤老板说，“我这里谁都能管，连计生委的人都可以过来收矿工的超生费，老百姓永远惹不起当官的。”

“只要能管着你的，你都不能得罪，你都得给人家进贡。其实煤窑最大的公关费就花在官员身上了，煤矿最多的利益并没有进入投资人手里，而是流进官员的腰包里了。官就是管啊！”

“当然关系混熟了也有许多好处，如果一个黑口子出事了，那么其他黑口子都要关闭，上面会打电话来通知的。”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大同市打死“记者”的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

开采黑煤矿是违法和暴利的，煤老板们能用钱来摆平所有的关系，就像村民所说的那样，“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

之七：黑社会

“开煤窑没有背景不行，没有势力也不行。”

“找个当官的做后台，也得找些兄弟哥们给看家护院啊。”一位煤老板神秘地告诉记者。

他说，许多有规模的煤矿都有自己的武力护矿队，现在煤矿这么赚钱，谁不眼红，谁都想来黑一把，加之大部分煤窑本来就是黑的，谁都想敲你，我们心里也发虚，破财免灾。最怕人家来个黑吃黑，于是一些矿主也就想出办法了，找一些自己的兄弟处理“麻烦事”。

今年1月发生在大同市的矿主打死“记者”兰成长案中，煤矿矿主侯四就有一批自己的兄弟，经常到矿上去，为自己摆平所有不能摆平的事情，包括打伤打残周围的村民，最后以至于打死了来“找麻烦”的兰成长。

侯四曾经嚣张地对村民们说：“大同过去有‘红人’，让政府给崩了，我是二把手。”

“他们就是流氓。”一位妇女愤愤地告诉记者。打死兰成长的几个人中“有四个光头”，“他们都是黑社会”。

之八：黑心“矿工”

山西多煤窑，更多矿难。每每发生矿难，便有许多发黑心财者纷纭而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从左云、山阴、怀仁等县的芍药沟——宝湾——八一煤矿——安荣——观音堂——高山——教场坪等知名和不知名的煤矿沿途探访中得悉，冒领矿难中矿工尸体的坊间故事在许多当地人口中流传。

矿难赔款额提高到2万元左右以后，煤矿发生死伤多人的矿难，常常有一些矿工的尸体被人冒名领走。“矿老板有时候也不知道谁是他们亲属，尸体让人抬走后给钱就行了。”据矿区的一些居民介绍，被冒名领走的尸体，被人背走后就扔到了山沟。

更可怕的是，一些矿工在井下故意制造死亡事故，然后从煤老板手中领取赔偿金。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正好看到山西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2006年10月29日，山西省交口县人乔喜平、郝卫平二人将河南农民刘继善骗到该县桃红坡新建煤矿井下打死，然后伪装成冒顶事故，郝卫平以自己“哥哥”出事为名，从煤矿骗取22万元赔偿金。

之九：黑线人

矿难还引发了一些头脑灵活农民的“商业意识”。

“余家岭矿难”所在地的矿区，农民李大力（化名）对记者说，他现在有一个秘密的“副业”——向记者曝料。今天3月份，当地一名“记者”通过他的线索而得到了好处费5000块钱，分给他1000块钱。“他叫我以后买辆摩托车，先帮他踩好点再合作。”王说，如果有黑煤窑晚上偷偷地开，他们就可偷偷地“发财”。

李大力曾经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他还将自己十多年前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等奖状一一展示给记者，以便提高自己的资信程度。

山西从事“矿难线人”生意的人，不仅仅只有这个老支书，在山西各产煤区的城市里，一批职业线人经常相互买卖煤矿事故信息。记者在大同与临汾就见到过好几位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消息灵通人士”。

这么多人都在围绕煤窑“发财致富”。那么，山西的煤窑到底是怎么样的？煤老板们又是如何组织生产与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