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为死难矿工降半旗

07--7--13

2007年4月17日，上万人聚集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卡塞尔体育馆，哀悼16日死于枪击的33名无辜师生。面对这起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飞往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致哀，他在现场讲话时说，“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天，那些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他们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他们走了，留下了悲痛的家人、悲痛的同学，和一个悲痛的国家。”布什下令全国降半旗，并发表书面公告，向枪击案受害者表示慰问。（《新京报》4月19日）
    布什的讲话与我国传统的“举国同悲”异曲同工，但这个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举国同悲”与我国传统礼仪有巨大的不同。我国素以礼仪之邦自称，但古代的礼制，其实质是“正名分”，巩固等级制度。《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一直是西周以来的一条重要原则。古代皇帝的悲喜，就是全国人民的悲喜，甚至规定有各种礼制对百姓的行为进行约束，此之谓“举国同庆”或“举国同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对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去世也有降半旗的惯例，但对于普通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却一直没有开降半旗的先例。
    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1998年夏天的特大洪灾夺去了3656条生命，国旗不曾降下。当年12月2日，华东政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郭光东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发表《国旗为谁而降》，第一次提出了依法降半旗的呼吁。从此以后，关于国旗要为普通百姓而降的呼声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十年以来，尽管中华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诸如海军潜艇失事、国航和北航的空难事故、导致200余人丧生的重庆开县井喷等等，频发的特大矿难、重特大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都没有最终唤来国旗的一次下降。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3名记者殉职，我国第一次为普通人降国旗致哀。但那次例外，显然“事出有因”，因为3名记者乃是“为国捐躯”。也就是说，尽管法律摆在那儿，但在我们的“执行观念”里，国旗，乃至其代表的国家的重量，仍然是远远地大于国民生命的重量的。
    但是，国旗为平民而降，体现的是国家对于普通民众生命的尊重，体现的是国家与民众生死与共的立场，更体现的是国家将为民众的个人安危尽职尽责的现代国家理念。1998年6月德国高速列车出轨事故、美国的“9·11”、2003年3月韩国地铁纵火案、俄罗斯核潜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在这些悲惨事故和恐怖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民众，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包括眼前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美国国旗不仅为美国的死难公民而降，而且也为其中的非美国籍公民而降。这一降，国旗的重量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更高、更重的地位；国旗所代表的国家，也因此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更高、更重的地位！因为它清晰地告诉人们：这个国家始终关注着你——关注着个人的安危！你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你的痛就是国家的痛。国旗为平民而降，于无声处，国民得到的是作为公民的尊严感，而国家收获的则是公民对它的“国家认同”。
    在重大的公民非正常死亡事件中，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为平民下半旗致哀，在提升公民尊严感与国家认同感的同时，下半旗这样一种庄重的仪式，也代表着国家和全体国民对人性和人类文明缺陷与局限的集中反思，它不断地提醒我们，通过内心的反省，达到人类更美好的境界。这种反省，比重要人物自然去世时下半旗重要得多，因为后者是自然的召唤，自然界无法更改的规律。而前者，则是对人类自我进步的不断要求。
    或有人说，中国这么大，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生产力水平如此低下，人性的水平也不比别国更好或者更坏，如果都要为公民的重大非正常死亡事故下半旗，那也许国旗降下来以后再也升不上去。
    那么我说，不要求每一个重大非正常死亡事件都全国下半旗，那么，在一省之内、一市之内应该可以吧？如果现行法律有什么障碍，请有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作出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或者直接修改法律。
    就在美国人举国哀悼史上最大枪杀案的当口，4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滑落事故，钢水倒向正开班组会的交接班室，瞬间造成32人死亡，酿成共和国史上最悲惨的生产事故。“一屋子人什么都没了。融合到冷却了的钢里了。一块70平米左右的大铁饼子。”
    同样都是人祸，都需要反思和哀悼，能否从此开始，也为平民的非正常死亡降一次半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