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胜长篇连载:生命无根{3} | |||||
| 煤炭资讯网 | 2007-9-17 15:11:56 局矿快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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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节过罢，这就预示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式降临了。 隆冬不肯脱去棉衣，早春的清晨料峭着冷飕。操练的三线战士八百多人围着操场跑步。 “一二一、一二一……”吴正扬叫操。矿上的夏教导在操场里边转着小圈。他双手抱拳，身板笔直，一米八几的个头英俊萧洒，每一步踩下去，毫厘不差，力量均匀，张驰有度。他似乎是示范性的动作，让这些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投去惊叹、羡慕的目光。 吴正扬吹着哨子，吱吱的哨音清脆、尖锐，在操场上空嘹亮着。杨洪涛上过一年高中，跑操的场面把他带回了学生时代。中学的操场很大，里边栽着六幅蓝杆，还有排球场和十几台水泥板乒乓球案子。每天早晨上千名学生和教师，都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要跑二十分钟操，操后半小时时间的自由活动，杨洪涛最爱玩的是打蓝球，他曾经是校队的队员。十六岁，他一米六八，在场上不算大个，他凭的是速度，是意识。体育老师对他特别下功夫，说他毕业后可报考体育院校。当时富于幻想年龄的杨洪涛也梦想着自己将来能有一生辉煌的体育事业。然而，过早的“文革”使他离开了学校，从此那不平坦的短暂之路，使他小小年纪就饱偿了人世炎凉。因自己出生在一个不该出生的家庭，他就失去了很多人因父辈的贫穷而没有失去的东西。这次来煤矿支援三线建设，公社里选拔“人才”时没有从成份上去苛求，当了几年农民的杨洪涛硬是缠着队长，就混进了这有一种令人骄傲和神圣感的“三线战士”队伍中来了。 十几分钟跑步，每个人的鼻孔向外喷着一股股白雾。人们跑累了，吴正扬再“一二一”地喊“齐步走”，大家怎么也不能齐步，操场上一片稀哩哗啦的声音。这些人毕竟是农民，刚刚离开农村才几十个小时，一切根深蒂固的散漫习惯，一夜之间是难以矫正过来的。 上操完毕解散时，吴正扬说：“上厕所的上厕所，吃饭的吃饭，一个小时后集合分连队。” 一片乱哄哄的议论，人们并不急着解散。大家都在说话，众多的词句重叠组合在一起，产生出的是一片声音，这声音传给听者的只是耳膜的共振，并不能分辨出这些声音表达的具体内容。是的，分连队，这是牵扯到每一个人的事，一小时前这段时间，命运对谁来说都是个未知数，大家这种悬空的心情，只能不停地用说话来稀释。杨洪涛虽然没和大家一样不停地说话，但他也没有离去，把自己裹挟在这一片声音中间，排解着期待结果之前的紧张。 分连队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不象今天大小事情都复杂，特别是把人事作为一大权力）。大家重新集合在操场上，矿上来了好几个领导（其中可能也有不是领导的，那时候三线战士把矿上来的人都称作领导），他们和夏教导一起，站在大家的对面，一个领导就出来念名单。他先念采煤连、掘进连，再念运输连、通风连、维修连，最后还有土建连。八百多人，念了好几十分钟，大家都静悄悄地屏息听着自己和熟悉人的名字，看分到了哪个连。杨洪涛分在了采煤连。分连队的名单杨洪涛听来就是启程前在公社院子点名时的名单，矿上领导只是按顺序采煤连、掘进连、运输连往下排，一个连的人排够，就排另一个连。这样，就把农村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人几乎全排在了一个连。杨洪涛他们大队来的37个人，采煤连分了15个，剩下的人分到了掘进连。采掘都算一线，吃粮是56斤标准。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一线二线的差别，只知道一线和二线的差别是一线吃粮标准高，二线吃粮标准低，分到二线的人都觉得自己亏了，有的人就去找带队的吴正扬，吴正扬也弄不清一线二线哪一线好，就说：这是矿上领导分的，甭寻甭寻，都一样。 连队一分，矿上领导说：学习三天下井。分了连队，大家期待的那种焦灼没有了，各人都有了一种归位的踏实感。分了连队，一切活动，多数也就以新的集体形成一团。刚才大家彼此还在一块站着，即刻就形成了采掘机运通各个小团体。过去在家乡不算熟悉的，此时也都答讪地寻找话题，以此表示从此就是一个连队的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谁还要用上谁呢。 在公社大院集合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留着长头发，胡子拉茬的脸好象一辈子没有洗过，但他却穿着一身打了许多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那时候劳动布在这些农民们眼中却是工业的象征，有一种非常神圣的色彩）。还没出公社院子，有人就给那位伙计起了一个绰号：安哥拉。那时候杨洪涛他们家乡正流行养一种叫“安哥拉”的长毛兔。安哥拉和杨洪涛分在了一个连，午饭后安哥拉就叫杨洪涛：出去转走。并召集分到采煤连的其他人。据说，安哥拉原先在省城汽车修理厂干过，三年自然灾害时下放回了老家农村，后来媳妇离了婚，至今他还是光棍。 初来乍到，煤矿上的一切很新鲜。他们转了矿上的商店，看了他们昨天来时下车的地方。“热烈欢迎三线战士支援煤炭建设”、“向三线战士学习，向三线战士致敬”的标语还在，只是一夜冷风已把它吹得豁哩豁啦，有的字也是差胳膊少腿。就这杨洪涛看了，心中仍然生出一股热乎乎的感觉。他们转到矿上搭的彩门底下，彩门两边用柏朵装扮着。白底红字，“热烈欢迎三线战士”的横额十分醒目，大家在看内容的同时，安哥拉说：“这字写得好。”显得十分内行的样子。杨洪涛记得上的中学门口，就是写的这种字体，美术老师写的时候，许多同学和老师围着看，还有街上的行人也在围着看。听老师说过，这叫黑体字。杨洪涛不喜欢美术课，也没问老师这种字为啥叫黑体字，都是红字，这咋叫黑体？要是老师讲了，他就可以向大伙在这儿解释。在众人都处于无知状态时，多比别人知道一点点，就能出众。出众毕竟是一种荣耀，此时安哥拉就比别人高出一筹。可惜杨洪涛没有与众不同，他和大家一样，只是昂起头看而不敢妄加评论。倒是安哥拉在这儿显得似乎很有学问，这好那好，又说又比划。他毕竟是在外边干过事，见过世面，敢说，不象杨洪涛他们这一伙家里家气地看着什么都生疏、都新鲜。 无所事事的三线战士们，一伙一帮集中在毛主席塑像台上。纯白色的毛主席塑像座落在矿院大门里边。座像有两米高，加上一米五的座基，座像就显得非常高大，使所有走进门来的人不得不抬起头来方能目睹伟大领袖的尊容。座像平台是水磨石打成的，三面有低矮的栏杆，座像背景的墙壁上画着大海，浪花飞溅，有半个红太阳将要冉冉升起，太阳旁边有林体“大海航行靠舵手”几个红色字手书。面对毛主席座像，人们就很自觉地肃然，走近他时，说话声音都自觉的小了下来。毛主席向走进门来的每一个人都微笑着，戴着红袖章的左臂向前来的人招手。 这就是煤矿，这就是陵角煤矿，这就是我们的陵角煤矿。这个早先只是为了附近农家灶火和铁匠炉子用煤而建立起来的陵角煤矿，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三线战士，它就象是一条穿旧了的裤子，不是这儿被蹭破就是那儿漏了馅儿，住房、食堂、澡塘，就连随便走走转转的空地，都显得格外的紧张。整个的陵角矿，给人一个感觉，走到哪儿哪儿就觉得人多。 人多，预示着陵角矿的兴旺发达就要开始了。杨洪涛坐在一寸铁管焊就的栏杆上，脚下踩的是水磨石平台，思想里就这么激动着。转了一周，对陵角煤矿的环境大概有了一些了解。三线战士们就在毛主席座像下谈各自的感受。他们的交往还只限于三线战士自己。只是在食堂排队买饭时才看到令他们羡慕的比他们显得要阔绰得多的老工人们。 “紧急呼吁，紧急呼吁，”毛主席座像背景－－大海航行靠舵手上面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来自关中农村的三线战士们对广播员的普通话很不适应，都屏住呼吸细听。“我矿建井连在斜井施工中突然遇到流沙，正在作业的工人生命遇到了危险，请广大职工家属赶快去救险……”广播里的？“紧急呼吁”使毛主席座象平台上闲坐着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他们知道发生了事，但不知道怎么办。杨洪涛的头发立了起来，广播员的话他没有完全听懂，意思他却明白了，知道是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再广播一遍，紧急呼吁……”喇叭继续在响。 听到广播，矿部院内所有房屋的大人和小孩全部跑出来，人们手里拿着水桶、脸盆、洋镐、铁锨，有人实在找不到工具，干脆提一根棍子，阶级兄弟生命的生死关头，谁都会义无反顾地去救援，那就得无论如何要拿个家伙。惊恐的人们，潮水般地由毛主席像前的大门涌了出去，他们身后的毛主席依然在微笑。人们慌了神地往外奔，三线战士夹插在人群中间，跟着向前冲。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手中也没有工具，他们不知道跑去能干什么，他们跟着人群跑，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对险情援助的本能。 早春的正午毕竟有了一些暧意。人们从斜坡跑下来，身上的棉衣就穿不住了。性急的人脱掉棉衣就往井口里冲。斜井是陵角矿为了适应三线建设需要，扩大生产能力，在距井口一千二百米远的沟底新开的一个井口，建成后年提煤能力设计为18万吨，将大大改善陵角矿年产五六万吨的小煤窑状况。陵角矿斜井口不远流淌着穿越五个县区的常年性河流——明水河。明水河是条小河，河水小的时候，人们可以提着鞋挽了裤管淌过河去。此时正逢枯季，明水河只能算作一条小溪流。陵角矿的斜井，设计位置要穿越这条人们看不上眼的明水河。不过那是在河床一百多米以下进行的。技术设计认为明水河对矿井不会造成任何灾害，如果有百年不遇的大水上涨30米以后，水才可能从井口灌进去。历史记载明水河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水，河水最高时只涨到十几米高，而河床三米以上就成了宽阔的庄稼地。 不知情况的工人、家属以为是斜井与河床打透了。为了避免人们因不知情况而引起更大的恐慌，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井口反复解释发生事故的地点是流沙层，而不是把河底打漏了。 陵角矿斜井设计全长436米，井筒倾角为25°，半圆拱断面，净宽为4.2米，净高为3.4米，净断面为12.4平方米。表土层及岩石风化带采用料石砌碹，壁体厚度为415毫米。掘进宽度为5.03米，高度为3.815米，掘进断面为16.5平方米。这是斜井的设计。按照这个设计斜井从地面已打下去一百多米。以二十五度坡向下独头掘进。为排放烟尘和瓦斯，靠左帮的风筒鼓胀着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向里送着风。抢险的人被分成两排，一个挨着一个，从井口直排到塌方的地方。人们一个挨着一个，象两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把一桶一桶，一脸盆一脸盆的矸石、水、沙子往上送出井口。 先跑到井口来的，只要是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家属、小孩，井口就有人把他赶下去，让其组成这长长链条上的一环，使得两条“传送带”很快地运转起来。杨洪涛、安哥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前边的人走进坡陡得难以站立的井筒，越往里越黑，他们被安排在离井口约六七十米的地方。向里看，微弱的灯光照耀下，人就象蚂蚁一般一个挨着一个蠕动。向外看，井口象一面镜子，圆圆地，亮亮地。此时，他们什么也不曾想，只是飞快地接飞快地送。水桶、脸盆里装着阶级兄弟的生命，大家谁也不敢放松。这样的斜坡，人确实支撑不了多久。时间不长，杨洪涛一个小伙子也觉得两腿稀酸。他强忍着、硬撑着。这个时候谁要说撑不住了，不仅别人会指责，就是自己心里也觉得良心不安。 长长的两支队伍由井口走下来，来接替正在干着的人。被换下来后，杨洪涛这一队人疲惫地由二十五度坡向井口爬去。 掘进的端头就是流沙处。斜井掘进的是下山，坡度又这么大，流沙早已把端头埋得严严实实。流沙窝头抢险的人员非常紧张，他们都是建井连的工人，里边是他们的兄弟啊。顶板淋水，人们穿着雨衣。里边大约有五个人在架木棚做临时支护。巷道断面有十六七平方米，他们只得支起两架棚子，计划着在巷道中间墩一根木柱，由此向两边架开，棚梁上面再用荆芭棚住，这样如果再向前进三棚就能堵住流沙。然而，那只是设计，也就是说，只是一种设想。他们砍棚腿、棚梁，穿着雨衣，又有顶板上的淋水，斧子举起来落下去，并没有多大力量。干活难出效果，砍棚的人着急，看的人更着急，这样就不停地把砍棚的人换下来。自己上去干不了几下，雨衣绷拉得人难以下手，力量瞬即消失大半，砍下去的斧头有时连木头屑子也溅不起来。 端头最紧张的是挖流沙的几个人。他们分成两个人一组，用水桶、脸盆连泥水带沙石一块往出舀，旁边一个工人用矿灯死死地盯着顶板，看上边的石头有没有什么变化。人命关天的时刻，可想而知那紧张无比的程度，一组干不了几分钟，马上就另换一组。关键时刻要求的速度。每提前一秒钟，可能对被埋在下面的生命都非常重要。 流沙简直是一条凶涌的河。下面每舀走一桶或者一脸盆，立即被上面流下来的又填实了。半个小时过去了，流沙没有减少一点，一个小时过去了，流沙还是没有减少一点。据当班工人讲，流沙埋住了五六米巷道，里面可能有９个工人。一时忙乱，人们也弄不清里边到底有几个人。是不是里边的人有上了井的？大家真希望有几个人能提前离开工作地点。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松劲，谁也不敢松劲。那怕流沙真是一条河，也要一桶一桶把河水舀干。面对矿工兄弟的生命临危，参加抢险的矿工们恨不得一桶就把流沙舀完，把端头舀出来，把埋在里面的兄弟舀出来！ 地面的技术人员不断地下去查看险情，并很快又上来研究方案。这突如其来的事故，给陵角矿的工程技术人员出了一道大难题。流沙，他们只是在教科书和煤矿资料上看到过，却从来对流沙没有感性的认识。这次他们算是领教了流沙的厉害。据有关资料介绍，有的流沙是流沙层，措施得力提前就能预防，即就是突然袭击发生塌方，只要坚持挖掘，也能很快挖开。但有的流沙则是地下河流，流沙是处于河流边缘地带的软沙石，一旦流沙涌出，随着地下河水的漫延，涌出量就不是靠人工用几只水桶、铁锨能解决问题的。对于这样河流形的流沙突出，唯一的办法就是勘探设计时避开，再无他法。如果不小心把它捅漏了，它就将永流不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陵角矿塌方的险情，通过广播，全矿职工，家属，小孩以及陵角矿附近村子的农民，陆陆续续地从一条一条小路上，顺着山坡来到了斜井井口，给这以往冷冷清清的建设中的斜井井口汇聚上了成千上万的人。通过电话，流沙难以排除的险情报告给了矿务局，矿务局又报告给了省里。矿务局指示医院组建了医疗队，救护队组建了抢险队，这几路队伍，急匆匆直抵陵角矿斜井井口。 陵角矿以夏教导为主成立了抢险指挥部，地点设在井口附近的建井连连部－－一面土窑洞里。夏教导坐阵，他象战争中的指挥官一样，不时地要看墙壁上贴着的那张建井连的工程进展图。其他矿领导在井口现场指挥，他们把前来救援的人编成五个小分队，尽选一些精壮的男子，女人和孩子则被疏散得远远的坐在坡地上焦急地等待结果。编就的小分队，都集中在井口待命，10分钟换一次班。目的是每个人都保证充分的体力，提高救援速度，使遇险的阶级兄弟早日脱险。 矿务局的抢险指挥小组的领导们到土窑洞会见夏教导，了解情况。医疗队的医生、护士十几个人青一色的白大褂，站在人群中间不仅非常醒目，还给这儿越发增加了紧张的气氛。几辆白色的救护车里，拉着担架、氧气瓶。看到这么多医生，人们马上就联想到了遇险矿工的死。红色救护车一到，救护队员下车，个个就紧张地进行全副武装。矿靴矿帽矿灯，脸上还捂上了被众人不理解形状象猪嘴又拖着大象鼻子一样的防毒面具。这些人一穿戴好，就一个接一个急匆匆地从斜井口跑下去。 地面上紧张准备着一切的时候，井下的抢险有了效果非常显著的进度。架棚的一组终于向前推进了三架棚子。他们用了八十多根圆木、板梁，木楔子不计其数。棚梁上面背上了荆芭，石块石渣被堵住了，流沙变成了流水，水也越来越小。流沙被堵住后，抢险的人精神为之大振。舀一桶就少一桶，端头的工人个个象是有使不完的劲，速度明显加快。这时候，一组一组的人更换地次数更频繁，干的时间更短。每一个人都要用最充沛的力量干那么几分钟，争取自己手中的每一秒钟都能有效利用。 就在矿务局来的救护队员下到100米的地方时，一个矿工被扒出来了。四个抢险的工人赶快将他抬上，在二十五度坡上向上爬。救护队员遇着他们时，几名年轻的救护队员，出于天职，抢过伤员，抬着大步跑上了井口。他们刚一到地面，早已在井口等待的几名白衣白帽的医生护士立即围过来。井口附近的群众也向跟前围过来，被陵角矿保卫科临时抽调的民兵挡住了。 医生做了草草地处理，救护车就以刺耳的尖叫声鸣笛，在人群中叫出一条路来，风驰电掣地将伤员拉走了。人们目送着在不平的山路上摇摆着远去了的白色救护车，每一个人在心中都猜想着那位伤者的生与死。 流沙堵住之后，抢险速度明显加快。有了救护队员的到来，每扒出一个人，救护队员就抢着将他拉出来，抬走，不让工人插手。不到一个小时，又有三个人被扒出来，同样的是医生们草草地处理，救护车鸣叫着拉走。至于扒出工人的生死，医生们一律缄口不语，不明确下结论，只是说送矿务局医院抢救。第八个工人被扒出来后，天已灰暗下来，山坡上围观的饿了大半天的人们慢慢地散去。据说里边还有一个人，抢救工作依然紧张地进行…… 确切消息，陵角矿斜井扒出来的九名工人，只有两个活了下来，而且还是重伤。 宋玉兰知道斜井塌方后，她比所有人都惊恐。那时丈夫正在上班。她跌跌撞撞顺着小路，由矿上到斜井的坡路上，那里拥得人山人海。矿领导在组织人力抢救。她想找个人问问丈夫的情况，却找不到一个戴矿帽穿工作衣的人，她在建井连那几面窑洞里找，窑洞里边都是空的。只是抢险小组夏教导那个窑里拥着十几个人，个个面情冷森。宋玉兰走到窑门口又退了出来。 怕人的地方有鬼。宋玉兰的丈夫真的让流沙给埋住了。 几个家属把宋玉兰搀回家，帮助她在家里简易地布置起了丈夫的灵堂。革命年月破除迷信移风易俗，丧事也有革命的表现，说是灵堂，只是在院子的棚子下放一张小桌，小桌上摆几碗饭菜，用纸折成一个牌位，让邻居上中学的小孩用毛笔字写着“田云山之位”放在桌子的正中。没有香烧，宋玉兰两个儿子的头上缠着白布，跪下来为父亲（一个是继父）烧了铜川上学时写过字的几个作业本。 孩子们哭，宋玉兰也哭。他们每一个人哭的感情十分复杂。铜川是田云山的儿子，他哭自己失去了亲爹，银川在哭继父的时候，主要的感情则是惜怜自己的母亲。妈的命咋这样苦？他招工了，他毕竟大了，知道了一些世间的命运。宋玉兰哭，她哭可怜的丈夫，也哭自己的命。前世作了什么孽，真的是命里就克夫吗？他反复向别人说自己的不好：“昨天晚上还和他爹吵了架，我委屈不过，还跑到银川他爹的坟上去哭了一大阵子。”她后悔的只想把自己在窑帮上碰死。两个儿子死活拉住她，哭爹又哭娘。旁边的家属陪她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劝她，“想开点，往前的路还长，两个儿子还全靠你呢。” 横祸，彻底使宋玉兰相信了命。三个男人都挡不住，她简直觉得自己该杀了。这话她没向别人说，她却想好了，丈夫的事了却之后，她要请阴阳先生来。这次死亡的七个人中，只有宋玉兰可怜。一个女人，哪能经受住这么多的打击啊。然而，也正由于她经受过了两次亡夫的打击，她的承受能力也比外人眼里有耐性的多。因而，她比人们预料的情况要好得多。她没有昏死，她哭过几次，就很有理智地安排丈夫的后事。她向别人解释：“我就是这种可怜命，那些死鬼都是让我还债的，生下儿子就让我一个养，他们都早早地去享清福了。我不可怜他们，他们就知道亏我一个女人，让我给他们养儿子。”宋玉兰说的象是疯话、气话。人们细细琢磨了，觉得她说的确实又有道理。不管怎么说，一切罪累不全丢给了这女人一个人嘛！ 陵角矿笼罩在一片悲哀而恐惧的气氛中，说不定哪儿突然就会冒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哀痛、凄惨，感染得周围许多人不由自主地流泪 悲哀啊！不足两千人的小矿井，突然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整个矿被拖得精疲力尽。哀哀痛痛，死气沉沉，唯一能拯救陵角矿重新振作起来，只有到了生与死决别的极尽，把牺牲了的矿工埋葬之后才能考虑。 矿上专门成立了几个小组处理事故。食堂的生活小组，一天到晚随时开饭，专门安排伤亡职工亲属的生活。伤亡职工亲属吃饭免费，随量，饭食以主粮为主，付食蔬菜也把大肉做成各种名堂摆上餐桌。陪护小组组织起几十名家属，形影不离地跟着失去亲人的人们，她们既要搜肠刮肚地想出好言好语劝慰，又要陪着哭泣流泪，这项艰巨而沉重又极需耐性的任务非妇女不可。后勤小组由服务科主管，人员主要是三线战士。征得矿上同意，三线战士延期五天去各连队工作，这期间参与后勤工作的三线战士，一部分人被分配去看尸，一部分人去打墓，抬葬。这些活许多三线战士在家都干过。当然，让他们干这项工作，矿上也有考虑，主要是他们与死者生疏，干起来心里没有障碍，要让矿上的工人干，确实有伤感情。再说，由此推迟三线战士下井，也能消除事故对他们心理造成的压力。劳工小组主要是劳动部门和工会的干部，与家属协商善后工作，诸如抚养活着的遗孤、家属招工等等一些事宜。 七人追悼会是陵角矿盛况空前悲哀空前的一次活动。据传，陵角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初只是居民沿河靠山凿一小洞进去取炭。随着岁月的推移，那取炭的小洞多次变迁，直到民国年间，才在陵角矿井口一百多米处打下了一口竖井，就算建起了真正的煤矿。不过那动力也是靠六匹骡子转圈拉动轮子提升，煤的用途也只是为了满足百里之内居民的炉灶和有钱人家冬天的取暖。算得上工业用煤也只是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供各地铁匠铺烧炉子打铁。煤的重量始终是以斤为单位来计算。到解放以后，新中国大力发展工业时，陵角矿才在现在的位置打下了一口称得上煤矿的竖井，当时也只是树起了三角木架，井深三十来丈，采离地表最浅的三号煤。随着发展，五十年代末，井筒在延深，产量在增加，陵角矿年产量上升到了以万吨计，比起解放前来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煤产量主要增加在工业的用途上，因此陵角矿不远处原来曾经修着一条小火车道，直通关中平原东部的各县城。使这些城镇建起了社会主义第一批工业。小火车是俗称，其实就是今天的矿车，它没有任何机动设备，全靠人推。一个人一辆车顺铁道推行，平道手推肩扛，上坡地方各处都备有驴马拉坡，而下坡时则全凭推车人手中一根木棍别着车轮做闸，往返几百里，运煤人就在这条小小的铁道上常年度日。因了这条小小的铁道线，也就把陵角矿和关中平原大大小小的城镇窜缀在了一起。后来由于解放牌汽车的发展和农村马车的兴起，代替了小铁道运输，也就是在共和国工业的逐步发展中，陵角矿的三角木井架，几经更换，树起了四方形带两根大斜撑的井架。井架上也有了用电力引动的天轮。随着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指示，陵角矿年产五六万吨的产量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因而国家决定建立年产18万吨的斜井。本该开井口时要搞一个大型的破土动工仪式，但是夏教导说：厉行节约，移风易俗，还讲什么吉利？那是迷信。特殊的年代里，迷信早已吓得悄悄地溜了。所以开井口那天，工程技术人员测量好位置，下了橛子，建一连的工人就动手干开了。 井筒还没打到一半，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私下里人们议论什么的都有。不过那年月也是悄悄地说说而已，谁也不敢把自己的议论公开。 开追悼会是流行的形式，那源于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夏教导力主追悼会要隆重，为死者致哀。夏教导真实的用意是不是对自己当初阻止破土动工仪式的忏悔，抑或是为自己心理找回一点安宁呢？难说。无论怎么说，追悼会是隆重、肃穆而庄严的。 追悼会设在矿部院大门的外面。这儿有类似广场一样的平地，虽然不大，却能容纳几千人。再往远一点就是一条可供汽车行驶的大道，一头接着食堂、井口，一头通向矿上搭的为迎接三线战士的彩门，直通外界。为了避开微笑的毛主席像，矿部大门紧紧地关闭着。 追悼会是矿上临时在这儿搭起的一个大棚。七具棺材横放在棚子的最里边，也就是在靠近大门的地放。每具棺材上都靠着两个巨大的花圈。大棚横额上简明的“追悼大会”四个白纸黑字异常肃穆，使人看后心情顿时沉重。挽联一边是“继承先烈遗志”，一边是“化悲痛为力量”。夏教导亲自主持了追悼会。他神情庄严，语调沉重，宣读了七位同志在斜井建设过程中不幸遇难的经过。他说：“他们为祖国煤炭建设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我们活着的人永远学习的榜样……”夏教导说话的沉重中不乏昂扬，他的声音浑厚、有力，感染着参加会的每一个人。一个女广播员，用缓慢的语气宣读了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偌大的会场，众多的群众，加插着许多以白布缠头的死者的亲属们都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会场高音喇叭发出的对死者敬仰的评价。是的，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追悼会，死者之多使人们吃惊。亲属们互为榜样，别人没有嚎哭，自己也忍耐着，不能以自己的首先哭叫让人们给予白眼或者觉悟不高的评价，那样会对不住矿上给死者的荣誉。 追悼会隆重而简单。七具棺材由三线战士组成的七个小组高高地举起，每一具棺材上都用白布写着死者的名字。棺材一出，会场大乱，人们纷纷为棺材让路。没有锁呐，没有鞭炮，只是死者亲属紧随棺材之后，再也把握不住刚才的矜持，放开嗓子大嚎。七具棺材，七组哭声。集合起来的哭声形成一片，乱作一团，分不清彼此。许多同情者也默默地流泪却不能哭出声来。棺材被三线战士们抬着放在路边已停放的七辆解放牌卡车上，卡车上也放着许多花圈。亲属们哭着跟随死者一齐上了自己的汽车，和三线战士们守着棺材，与亲人作最后的诀别。 汽车一字摆开，很慢的速度在亲属们的嚎啕之中，在许多人被眼泪模糊了的视线之中，在陵角矿悲痛到了极点之中，一辆接一辆开出了迎接三线战士的彩门…… 悲伤而隆重的葬礼几乎哭塌了陵角矿。 我的简介： 魏新胜，男，1952年5月出生，1970年在陕西蒲白矿务局参加工作，直至2005年因矿破产提前离岗。在矿30多年，一半时间在井下当采煤工，一半时间到井上当干部。现存的头衔：中共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生命无根》，2006年1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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