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的煤炭资金闲置

　　
    调研团队首先将视角放在了银行的存款上。申毅刚分析说，2001年以来，山西作为资金使用效率标志的存贷比一直下降，2007年更是达到了55%的水平，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银行存款资金被闲置，按照山西省最新的存款额，大约在5000亿元人民币，造成极大的资金浪费。“在山西一些煤炭大县，存贷比更是一度达到了13%的超低水平，煤炭资金过多闲置。”

　　
    3万吨、6万吨、9万吨、15万吨、30万吨，到2008年11月刚公布的60万吨，这样的一组数据无疑反映了政府的产量管制在逐步升级，除了沉淀在银行的资金，占比重最大的就是煤矿的生产性投资。自2005年以来，山西省加大了对乡镇煤矿的调控和管理力度，“这些升级的年产量，其背后就是硬性要求加大对乡镇煤矿的改造力度，而上一套煤矿综采设备就需要数千万元，还不包括其他的配套设备和投入。”

　　
    地区CPI统计：不合理的物价 “一盘炒土豆丝15块，这还是一个小饭馆的价钱，这也是菜单上最便宜的菜了。”8月2日中午时分，到达高平的第二天，团队成员来到位于泫开街的一个小饭馆吃饭，因为之前已经对高平当地的“高消费”有所耳闻，所以大伙拣最便宜的饭菜点，没想到一份土豆丝就15元。

　　
    囊中羞涩的调研团队无奈换到一个门脸更小的饭馆，拿来菜单一看，这里的土豆丝13元，与上一家相差无几，学生们只好作罢，一人要碗面将就过去了。

　　
    “这里的物价出奇得高，所以很多人过节或是过年遇到大宗购物都宁愿花几个小时，去相邻的城市长治或者河南省消费，因为那里的东西要便宜很多。”在与当地老百姓的聊天中，申毅刚及调研的同学才真正领教了当地的高物价。

　　
    在调研中，申毅刚所在的调研团队尝试做了一个调查县域的小CPI统计，结果是比同等城市的物价指数要高出大约十个百分点，尤其是服装类和餐饮类更高得离奇。过高的物价对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甚至有些承担不起。

　　
    煤炭产区的物价差异引起了申毅刚的极大关注。他说，按照规律，一个城市的物价水平是跟这个城市的规模大致平衡的，但在山西的煤炭县域，由于煤炭资金在短时间内大量流入，冲击了当地稳定的小经济生态系统，资金多了，物价的上涨就不可避免。与同等级别的县域比，这部分上涨的物价纯粹是因为煤炭资金外在变量冲击而成，已经远远超出了同等级别城市的平均水平，对当地民众来说，就属于不合理物价。

　　
    从煤炭金融到农村金融

　　
     2001年中期，随着国家连续几年对房地产市场刺激，我国开始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增长周期，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的触角也延伸到了煤炭产业领域，国家对煤炭价格管制开始放松。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价格出现了恢复性上涨，并在随后的几年得以保持。作为目前我国最大的产煤省，山西省在这一轮煤价上涨中收获颇丰。经济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更是全线飘红，民间的煤炭资金积累也迅速增加，这就是山西独特的“煤炭金融”现象。

　　
    “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新农村建设，山西省就具有了别的省份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申毅刚对此颇有研究，煤价上涨后大量涌进山西的煤炭资金，为山西省的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金融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但如何在制度上进行创新，给煤炭资金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开辟一条制度通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申毅刚认为，这是山西省利用煤炭市场形势向好，大规模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好时机。以三项基金为例，按照山西省政府的文件，在征收基金的使用中，区域生态治理将占一半以上的比重，但由于受煤炭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区域大多在农村，如采空区塌陷、地下水等，与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基金也可以说成是农村生态治理基金，是进行农村生态综合整治的契机。

　　
    加大农业支出，提高对农村和农民的补贴力度，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前提下，都可以得到保证。学生调研团队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凡是产煤大县的“三农”投入，这几年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态补偿示范区”比比皆是，有关的补贴也能及时、足额到位。但在煤炭资源不富裕的县域，政府财政依然短缺，保障“吃饭财政”仍是中心，这提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应得到重视。

　　
    典型的“资金双向流动

　　
    煤价上涨，随之出现的问题就是山西省出现了一大批的煤炭富豪，俗称“煤老板”，他们以批购豪华车、省外买房等奢侈消费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为国人所诟病，这些现象在金融领域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资金双向流动”问题。

　　
    对此，申毅刚说，一方面是这些民间煤炭资金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要么外流，要么闲置，要么“消费性内耗”。据粗略统计，不算统配煤矿和地方国有煤矿，仅乡镇煤矿这几年积累的煤炭资金就在4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另一方面，山西省的各项建设缺乏资金，需要花费成本到省外去引资，资金双向流动中损失的不仅是资金成本，也是社会进步的成本，是市场不充分和效率缺失的表现。

　　
    “在政策上积极进行创新，降低农村金融类机构的进入门槛，提倡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主体发展，将这部分沉淀的煤炭资金通过合法、有效率的途径转化成农村金融资源供给，能极大地缓解现时农村金融资源供给的紧张局面，并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样的做法并不罕见。”申毅刚细数，全国试点中成立的山西平遥的“晋源泰”、“日升隆”两家民营小额贷款公司，就是由当地的煤老板刘维辉等三人出资1700万元和韩士恭等四人出资1600万元组建的。开办以来，极大增加了平遥当地农村金融资源供给，到2007年底，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8亿元，其中投向农业、农户的贷款达到80%以上，有效支持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