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点不仅体现在煤矿工人由挖煤者到煤矿承包者、煤矿老板的分化上，也体现在煤矿老板在对待本地矿工与外地矿工的不同待遇上，还体现在矿工们对生活的态度上。

　　
    而申毅刚等人的这个观点，也许正是今天煤炭经济热浪蒸腾下，矿工转化与生存的又一证词。

　　
    “曾经师出同门的煤矿工人，经历了乌金数年的洗礼后，有的已经把命丢在井下，有的仍旧是井下挖煤的黑老大，而有的则摇身变成矿工的老板……”申毅刚不断地为煤矿工人的宿命感慨着。

　　
    “煤矿工人的种种现状，其实和煤炭经济发展的脉络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申毅刚说。

　　
    三种煤矿，三种矿工

　　
    在申毅刚“调研中国”的报告中，他把山西的煤矿系统地规整出来，分成了三个类别：国有煤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集体煤矿。

　　
    “因为煤矿的这三种属性，自然也就决定了煤矿工人不同的三种命运。”申毅刚说。

　　
    按照申毅刚对煤矿的分类，国有煤矿的工人最是吃香。

　　
    “因为是国有煤矿，所以这类煤矿能够管理它们的部门相对比较少，许多费用也可以免缴。近年来随着煤价的上扬，这些煤矿一线工人的月工资，可以拿到7000元。”申毅刚说。“在晋煤集团，开车上下班的一线煤矿工人，比比皆是。”

　　
    地方国有煤矿的矿工与前者相比，就显得有点寒碜了。

　　
    “因为是地方国有煤矿，所以‘婆婆’也就比较多。”申毅刚用了“婆婆”这个颇为形象的词汇，来形容地方国有煤矿被管辖的部门之多。“乡、县、市，哪一级政府都得罪不起，这些煤矿缴的费用也就多了。在一个地方国有煤矿职工代表大会的报告里，矿长曾语重心长地劝说自己的矿工不要和国有煤矿的矿工攀比：‘人家缴钱少，我们不行，成本下不来，怎么提工资。’”

　　
    “这名劝说自己煤矿工人的矿长的话，让人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申毅刚说。

　　
    与前两种国有煤矿相比，最次的就是乡镇集体煤矿了。这些煤矿大部分已经被煤老板承包，或者干脆成了煤老板的个人资产，而且这些煤矿普遍生产规模有限，成了山西省“压小上大，资源整合”的首要开刀对象。

　　
    师出同门，打工者命运迥异

　　
    乡镇集体煤矿生产一线的工人，几乎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的到来往往是老乡成堆，有的煤矿的一个采煤区甚至都是从一个村子里来的外地矿工。

　　
    有了这种特殊的性质，也就决定了矿工分化的自然命运。“这些矿工因为都是老乡，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或几个声望比较高的矿工，成了他们的领袖。而煤矿上为了方便管理，也就把这些领袖式的矿工任命为开采小组长、片长。最后干脆把生产片区或者井口承包给他们，煤矿只要一个生产指标和负责煤炭销售，至于生产中的一些事情则都由这些承包者自己来解决。这样承包者就出现了，矿工的分化也就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说到这里，申毅刚举了一个例子。

　　
    左云县的一个王姓煤矿老板，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外来打工者，也正是遵循了上面的逻辑，这个曾经普通的煤矿工人，由生产一线小组长，到采煤区承包者，一直到井口承包者。“如今这个王姓老板已经是煤矿的生产副矿长，早已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可是与他一同从家乡出来下井采煤的其他老乡则仍然还是挖煤工人。”申毅刚说。

　　
    这种现象，在山西的煤矿打工者中最为普遍。“据说晋南和晋东南一带的外地煤老板，有一半以上都是陕西人，而他们几乎都是普通的煤矿工人。”申毅刚表述着自己的观点。

　　
    “够狠”的浙江矿工

　　
    正如申毅刚所说的，在部分矿工已经完成身份转换、摇身变为煤矿老板时，他们曾经的多数工友和老乡依然是一线的采煤工。

　　
    在对浙江挖煤工人的调查中，申毅刚听到本地人对他们的评价是“够狠”。因为按照井下的规矩，越危险的工作段位，工资就越高，最高的已经接近国有煤矿采煤工人的7000元工资。

　　
    “而这样的工资一般人是不敢拿的，因为危险系数太高了。”申毅刚说。

　　
    “因此他们的消费也特别放得开。”申毅刚说。“在吃上，他们从来不委屈自己。”

　　
    “在左云县的一家煤矿上，一位本地人用半是艳羡半是妒忌的语气说，他们可真舍得吃，一年四季冰箱里海鲜不断。”申毅刚说。“看得出来，不管本地矿工，还是外来矿工，他们对这些冒险赚钱的工友感情很复杂，看到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时有点嫉妒，但面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时又有点畏惧。”

　　
    善良的陕西工友

　　
    善良的陕西工友

　　
    “不管怎么说，这些矿工的人性都是善良的。”申毅刚得出的这个结论源于他在调研途中的火车上碰到的一件事情。

　　
    那天，申毅刚在调研返回途中，碰到了一位叫李峰的陕西矿工。李峰是陕西汉中人，26岁的他来山西矿上打工已经有十年之久。

　　
    “李峰今年上半年一直是在大同灵丘县的一个矿上打工，这个矿也是陕西人承包的。”申毅刚说。

　　
    李峰每月的工资有2000多元，可是李峰觉得有点少，所以他放弃了灵丘的工作，特地赶往晋城的陵川去投奔另一位老乡。

　　
    在与李峰的交谈中，申毅刚得知，近年来在山西承包矿山的陕西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承包煤矿，而且还承包铁矿、锰矿。而这些陕西人的前身大多是矿工出身。

　　
    火车在长治沁县站停顿了一下，上来一对要去晋城看病的母女，老母亲年事已高，上车后就头晕。“而在当时拥挤的列车上让个座位是很难的，可是李峰却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这位老母亲，而自己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站着继续和我们聊天。”很显然李峰的行为让申毅刚很为赞叹。

　　
    空洞的生活

　　
    空虚的内心

　　
    申毅刚在左云县一个乡镇煤矿调研后，与同伴搭上了回县城的班车。

　　
    在车上，他们遇到了三个外来农民工。“两个四川人，一个河南人。”申毅刚说。他们在煤矿上打工已经好几年了，长年在井下工作，使得他们的皮肤明显较常人发白。从他们聊天的内容中，申毅刚听出了他们到县城的目的。“去县城乐一乐”，路上他们与售票员有说有笑，看得出是这趟车的常客。”申毅刚说。

　　
    “是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是最基本的人性。但是，除了他们挖出的煤炭被换成人民币外，又有谁来关心他们的生活状态呢？”申毅刚感叹着。

　　
    “当然煤价涨了，他们的收入也涨了，但有些工友‘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态度显示了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无法回避的悲情宿命，大量小煤矿被整合关闭后，他们的明天又在哪里？”

　　
    “其实，从这些矿工不同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身份的转换，完全可以折射出山西煤矿变迁的端倪。”申毅刚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