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８日下午，一名中年男子面交中国人民银行一封公文急件，来件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当银行工作人员打开信封后，在一张１５行红色横格有光纸上写了如下内容：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１５－２０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伪造的周恩来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２０万元。”

　　在伪造的周总理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１、要市场流通的旧　票；

　　２、要拾元票；（注：据记忆所及，似乎骗子要求用拾元、伍元、壹元等旧票）

　　３、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周总理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当总行几位领导返京后，听到了计划局长的汇报，认为有必要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问清此事并请示款项应如何核销。结果总理办公室告知，总理从未有过这样的批示，要人民银行将原件送来查看。

　　３月２４日，银行将原件送到总理办公室，于是才知晓这是一起巨大的诈骗案。周总理知道后十分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公安部接到总理指示后，立即部署侦破工作，直接用电报通知各地公安厅局，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彻查。北京市、中央国家机关更是重点清查单位。一时全国上下，到处都在查找骗子，布下了侦破骗案的天罗地网，形成了一场群众运动，捎带着也破获了不少治安案件。尽管如此，在大量线索面前，嫌疑犯仍难确定。１９６０年４月１日，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传达总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

　　国办秘书厅档案科发现关键线索

　　吴空（时任国务院秘书厅档案科科长）：应该说我的这个判断对破获这个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没有复印技术，我只让工作人员把纸的尺寸大小，横格行数、间距及鱼尾纹记录下来，表示尽全力查找这种纸的出处。在公安部的来人走后，档案科全体同志动员起来翻阅档案查找，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查找这样的公文纸绝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无结果。我决定晚上全体同志加班，并由兄弟科室抽调人员支援，终于在夜晚由文书科白雅茹发现了一张相近的公文纸，原来是外贸部用的公文纸。我当时确定全体同志突查外贸档案，结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这里也有一张”，声音此起彼伏，先后查到了十余张同样的公文纸，全是外贸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鱼尾纹和我们的记录纸张完全一致。这就证明骗子所用的纸张是外贸部印制的公文纸。我们当即向保卫科反映，不久公安部来人赶到，核实无误，并借用了相关的文件。这样查找“赵全一”的网一下从全国收缩到外贸部一角。

　　外贸部锁定嫌疑犯

　　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王倬。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第二条，前几天办公室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选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芽”

　　案犯其人及犯案详细经过

　　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王倬被公开宣判

　　王倬在作案后的第１０天落入法网。北京市公安局随后对其家庭院落进行搜查，在其院内厕所后面夹道和厨房地底下起获了赃款１９１４５３元。侦察员根据罪犯供认的线索，从王倬家旧式花盆炉膛的边沿外扫取了被烧毁人民币的残灰，经技术检验，证实这些残灰是被烧毁的１、２、５元人民币。至此这起案件全部破获。

　　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王倬被依法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