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山西而言，煤炭产业、企业、城市的转型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得益于文化大省的另一优势，多年来，旅游业成为山西转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却因投入大、见效慢等劣势，一直不被资源型企业所看好。2003年起，山西晋城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由政府强力推进的“煤企兴旅”之路。

山西晋城煤企20余亿大兴旅游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 ★李东平 闫云/山西晋城报道

“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天下奇峰聚，何须五岳攀。”2009年7月29日，在“全国记者看晋城”大型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上，山西兰花集团董事长贺贵元一改煤炭资深人士面孔，为旗下景区——王莽岭吟诗宣传。

作为全国大型煤炭企业兰花集团与上市公司兰花科创的掌舵人，几年中，贺贵元利用各种机会现身推广王莽岭。而这并非是他“砸”进5个亿的一种焦急，贺贵元坚信集“八百里太行雄奇、秀美于一身”的王莽岭定会迎来人潮涌动的一天。

与兰花集团一样，自2003年起，山西晋城众多煤炭生产、流通企业，开始涉足旅游业，累计投入资金20余亿。而这背后的推手则是当地政府的强势介入。

“调产”十年后的转型路

“煤挖完了怎么办？”山西任何一个资源型城市都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晋城同样为此困扰数年。

晋城是全国重要的无烟煤基地，以煤炭资源储量大、品质优而享誉全国，无烟煤年产量8000万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近50%。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晋城市连续多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煤矿资源的枯竭，也出现了一些乡镇、村因无煤可采而返贫的现象。

早在1993年，山西省就将“调产”（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出。1999年，煤炭行业遭遇“寒流”，中共山西省委在七届九次全会上正式将“调产”作为全省经济工作重点。但后来随着煤炭形势的好转，“调产”在许多地方一度搁置。

而当年最早实行“调产”的项目，“后发优势”普遍显现。其中，依托煤焦介入旅游行业的成功案例有:1993年山西三佳煤化投资开发的介休绵山、1998年晋城皇城村开发的皇城相府景区等。2009年6月1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山西转型发展”调研组专程到皇城村进行了调研。

“受资源整合影响，今年皇城村有两座煤矿一直关停。煤炭收入减少，但旅游收入增长迅速，旅游已成为皇城村最有潜力的产业。”皇城相府景区办公室主任张红兵告诉记者。

“调产”实施十年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政策背景下，“转型发展”又被山西官方提上案头。与彼时不同的是煤炭行业的兴盛，“兴时忧其衰”，此举似乎印证了山西官方转型的决心。

晋城市市长王茂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晋城要坚决走出一条‘地下转地上，黑色变绿色，煤炭促旅游’的新路，在由煤炭大市向旅游大市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多探索、多实践。”

事实上，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晋城，在近十年的转型中从未缺失过旅游业。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晋城转型的迫切，以及旅游资源丰富的“自信”:愚公移山、神农躬耕等众多神话传说都发生在晋城，底蕴深厚的文化遗存和峻险奇秀的自然风光几乎遍布全境。

晋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长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晋城加大以煤矿为主的矿山产业向地面产业转移，依托煤炭产业的积累反哺旅游业的发展。以煤炭促旅游的模式，晋城在全省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从长远来看，旅游要比煤炭更可靠”

“当时非常不情愿！但迫于各方的施压，最后还是一脚踏进去了。”谈起最初涉足旅游业，贺贵元直言不讳。

7月30日，在山西兰花集团，贺贵元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最早是在2003年7月，时任市委书记的张少农向我推荐了王莽岭。后来分管副市长多次拿‘煤炭资源有限’等做我的工作，晋城商业银行也许诺在资金上大力支持。最后我是顶着政府与公司内部的双重压力拍板的。”

让贺贵元始料不及的是，王莽岭如同“烧钱机”，在先后投入4.6个亿后，需要钱的地方仍然很多，但收益有限。

在一次汇报会上，贺贵元向时任晋城市委书记的李雁红诉苦:景区开发和家装一样，有多少钱都不够，再多的钱也能装进去。晋城市原市长夏振贵却开玩笑地安慰他“秦始皇的兵马俑在2000年之后才彰显了价值”。

几年下来，贺贵元自己想通了。与主业煤炭、化工相比，旅游业虽然投资回报率低，但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和王莽岭相比，珏山景区的投资回报要更为明显一些。

2005年，在晋城“一矿带一业”的号召下，泽州县三八煤矿先后投资2亿多元开发了珏山景区，3年之后该景区开始盈利。开发之初，三八煤矿同样不愿将大笔的资金投到“无底洞”。最终，政府的强力推动起了关键作用。

如今，晋城市三八煤矿党委书记、山西泽州珏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全富对煤矿开发景区带来的利好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景区实现盈利的同时，拉动了周边经济。老百姓有的办‘农家乐’，有的卖旅游纪念品，增收不少；另外，景区几乎全部解决了我们煤矿职工子女、工伤人员的就业问题；三八煤矿同时也多了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