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隆冬的一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顶着严寒，我到离家十几里远的磁县时村营中学参加高中入学考试。
      

       我是幸运的。

       在我们这届学生之前，上高中都是大队推荐，免试入学，并不看学习成绩的好坏。我们家在村里是很普通的农户，推荐上学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天上掉下好消息。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凭考试成绩入学。

       “你就别考了吧。考上了也供不起。”父亲说。也是的，生产队一个工值不到两毛钱。父亲是个残疾人，干一天农活才挣7.5工分，也就是挣一毛钱，却要养活全家六口人。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让我考考吧。考不上就算了，考上了也还可以不上嘛。”我近似于哀求。

        看着我渴望的目光，爹娘的心软了：“那就去试试吧。”

        这一试，我考了个全校第一，在参加考试的三个公社考生中成绩名列前茅。我被录取了。

        父母亲犯愁了。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没考上，家长到处托关系、找门路让孩子上学，父母一狠心，“上！砸锅卖铁也要上！”

       于是，把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刮了个干净，父亲拖着残疾的腿，推着独轮车到公社把粮食卖了，换回了几十斤粮票和十来块钱。

       “这八块交学费，剩下两块钱吃饭。”春节过后，母亲把行李收拾好，又蒸了满满一书包红薯面拌糠的窝头，将含着体温的粮票和钱塞到我手里，叮嘱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很难受。当时只觉得又能上学了，满是喜悦，却全然没有体会到父母的难处。

       在学校的日子是快乐的，使我接触到很多新知识；在学校的日子是艰难的，我是住校生，每周回家带一次干粮，中午吃三分钱一份的白菜，早晚饭则是开水泡窝头。因为除去从家带的干粮，我每月只有一块钱的生活费，这还包括要购买必要的文具用品。我记得很清楚，为了买一支钢笔，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进过学校食堂的门。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周末回家，父亲对我说，明天去你姑奶奶家借点粮食吧。当时在我家亲戚中，这个姑奶奶家条件最好。但当我到她家时，姑奶奶却劈头盖脸数落了我们家一通。最后给了我十几块红薯。在回家的路上，饥肠辘辘的我实在抵挡不住红薯的诱惑力，吃了半块红薯。回家后，父亲听我述说了经过，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但他依然用平静的口气说：“去吧，给你姑奶奶把红薯送回去”。我很为难：“我都吃了半块了”。“吃了就吃了，剩下的还给她”。父亲态度很坚决。姑奶奶将红薯收回了。此事被潘旺村的四姑奶奶知道了，尽管她家也不富裕，但还是给我们家送来了几十斤玉米面。看到我没有袜子穿，脚冻得红红的，她又连夜回家，将女儿的绒裤撕开，给我缝了一双厚厚的袜子。那双袜子真的好暖和。那是我今生穿过的最最温暖的袜子。十几年后，当我得知姑奶奶因病去世的消息，面对疼我、亲我、爱我的姑奶奶的坟墓，我失声痛哭。

       家里实在没有能力再供我上学了。看着父母愁苦的面容，我心里清楚，他们已经为我、为这个家做到了极限。我退学，他们的心里比我还要难受啊！

        夜里下了一场暴雪。从家里到学校，十几里的路程，走的异常艰难。大雪也给整个校园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被，我的心也变得一片空白。老师和同学冒雪送我，老师不停地嘱咐：“到家别把书本丢下。等条件好点了，再来上学。学校的大门会为你开着。”我不敢抬头看老师，也不敢回头看学校，我为老师、同学的真情感动，但不敢开口说谢谢。只是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我竭力控制着不让它流出来。

        我，还能上学吗？我才仅仅上了十个月的高中啊！在学校门口我向恩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毅然地、决然地离开了学校。我知道，这是我学生生涯的结束，从此我将永远地远离校门。
别了，我的母校；别了，我的恩师和同学。走到岗坡上，我再也控制不住，任凭泪水夺眶而出。回头看一眼，再看

 

       一眼，岗坡下我那万分眷恋的母校。

        皑皑白雪中的母校，深深地、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一年，我十六岁。

 

 

本网通讯员：梁保生

编 辑：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