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19日评论版文章：我在想，如果我们2009年的经济GDP的增长不是8%而是6%，那么我们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可能更好过一些？

　　另外看出口导向，我们对出口的依赖也是太大，如果要继续维持比较难，过去30年来，平均投资的增长是GDP的1.5%，现在看到2007年在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过中国，中国是37.5%，特别是39.9%，其他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远远低于中国。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外汇储备情况，这是30多个国家外汇储备，日本和德国实行工业化的阶段和中国是90年到2009年，日本和德国外汇储备在高增长期占美国GDP的比重，德国平均不超过5%，日本是0.5%左右，但是看一下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情况，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相当于美国GDP的12%，德国和日本都从来没有超过2%，我们现在占到了12%。

　　看一下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德国和日本在高速成长期都没有超过5%，而我们现在超过了自己GDP的50%，也就是德国和日本高增长期的50倍。过去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政策，现在我们的出路何在？很简单，就是开拓中国的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的潜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一下中国31各省市自治区，如果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算，广东的GDP排在世界的第18位，相当于土耳其的三分之二，大于波兰、印尼、比利时和印度。第三位的山东都大于挪威、意大利、伊朗、丹麦和阿根廷。第四位的大于委内瑞拉。第五内的河南大于芬兰、泰国和葡萄牙。我们最小的经济体是西藏，但是它还大于蒙古国。

　　全世界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233年前亚当斯密就讲到，中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巨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发这个市场。我想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防止下次金融危机？或者使下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们多大程度上开发好我们国内的市场，也就是能够用国内市场的开发吸纳那些多发出去的货币和那些过度追加的投资。

　　现在的一个问题，开发国内市场究竟有些什么障碍？为什么中国开发国外市场很勤快，开发国内市场这么懒惰。由于时间关系，只给大家点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第二就是产权制度脆弱，第三城乡市场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导经济，五是人民币汇率。居民主要靠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太少，所以在GDP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就比较低，既然供给了就不能变为可持续的需求，本来是供给创造需求，不是需求创造供给，但是我们现在的供给，我们创造的这些东西保护起来都在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部门。

　　好多人都说中国人不消费，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储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印度还要低，而我们看一下过去十几年里面我们的储蓄上升不是由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在2007年的时候和1993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真正变化的是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还有一个问题，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政府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在1989年的时候居民消费占到了80%。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开发国内市场的麻烦就可能比较大。

　　产权保护太弱，开发国内市场不是靠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产权，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个行政权就大于产权，国内投资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没有心思来开发。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一点，山西煤炭的整合，给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这种继续扩展的话，过去30年形成的好多关于产权的概念都会受到严重的毁坏，对于企业家开发国外市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不仅是煤炭行业的问题，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中国的政策应该正确的认识到不按照法律，违反产权规则的做法，侵害的是这个国家，侵害的是企业家开拓市场的这种积极性。

　　还有城乡风格，城乡和制度性风格是中国的特色，我想特别是土地的流转，对开拓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转化会创造出一批类似中产阶级的人士。还有我们应该彻底的废除城乡的户口制度，但是速度还不够。如果不存在城市人和农村人概念的时候，没有城市户口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就会更快的实现，我们的国内市场，我们前面讲的占世界20%人口的市场才能真正有效的开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主导，行政主导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所以这个很不利于统治者的职权，不利于区域优势的发挥，所以下一步怎么真正实现行政部门的主导权，对开发国内市场非常重要。所以企业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市场更赚钱。因为人民币升值的话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了也可能创造财富效应，使大家更多的消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突然之间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

　　此文摘选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