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叫吕建福！我知道您是领导！我专拍领导！”说这话的吕建福，是河南电视台的一名摄像记者。不过，他拍的不是电视新闻里一身正气的那种“领导”，而是开着公家车干私活儿的“领导”。但有人似乎并不这么看。“最烦他了。”一个现已卸任的某郑州市高官曾这样评价道。(9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专拍领导，专门找官员麻烦的人，官员们自然是要烦的。然而，我们老百姓，或叫社会公众、国家公民，又是社会的监督者，监督政府和官员是我们的权利，那么，第一，我们是不应在意官员们烦不烦的，第二，像吕建福这样被官员所烦的人，就应该是越多越好——官员们烦的人越多，才说明这个社会的公民监督意识、民主意识越成熟。官员发牢骚说最烦监督他们的人，也说明两个问题：有监督意识和敢于直接行使监督权利的公民比较凤毛麟角，社会监督氛围并不理想；正因如此，官员们面对这种“非正常途径”的监督还很不习惯。而换一个角度说，社会监督氛围的弱态，也影响着权力阶层在接受监督意识上的不成熟。

      在西方社会里，公众舆论，比如以拍照曝光方式监督官员，早已经习以为常，漫说是面对面地抓个正着，就是舆论的捕风捉影，只要没有证据证明监督者怀有主观恶意，只要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举动，法律上也是给予保护的。如果有“最烦他了”这样的官员牢骚被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问题的级别，估计应该够得上政治丑闻了。而我们的官员们，反感公众监督的态度和言论基本毫无遮掩，一张嘴不是说“球信息公开”，就是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替谁说话”，甚至龙颜大怒，动不动就要“抓两个网民”，折射的问题，不仅是一些官员面对公民监督概念的不成熟，也是官员政治水平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

      当然，习惯于接受社会监督也好，面对监督政治的成熟也好，这些东西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该完全寄托于权力者们的自省自觉；廉洁的政府与奉公守法的官员，很大程度上是监督出来的，只有监督的压力甚至恐惧无处不在，把政府和官员搞得战战兢兢、草木皆兵，比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冒出个“吕建福”来，说“我知道您是领导，我专拍领导”，领导们也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不自觉也不行了。所以我说，官员们“烦的人”越多越好——“烦的人”越多，公权私用的机会就越少。

      我们监督官员，官员很烦；而官员们假公济私，侵害纳税人权益，则我们很烦；我们不愿意烦，就不能在乎他们烦不烦。这个问题上，只有我们不烦了，才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监督我们必须监督的事情，监督我们必须监督的人，让他们“烦”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