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生怕死是个贬义词，但说将起来，没有人不害怕死亡。

　　或许是出于这个缘故，最近，广西河池市的一名煤矿矿长竟想出了个“极妙”的办法，突击提拔了7名矿工担任矿长助理，唯一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轮流替矿领导下井。

　　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应付政府的规定。今年7月，在平顶山大型矿难后，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矿领导“必须轮流到现场带班，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中国的矿难实在令政府头疼，全球每年约有90%的矿难都发生在中国，而据中国官方的保守统计，从1995年起，中国死于井下意外的人数年均10万。

　　但是，逼迫矿领导下井，也并未成功将安全隐患排除在外。就在“领导下井”规定出台之后，还是陆续发生了一些矿难，且很少见到矿长在场。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矿长们只要用各种合法手段欺瞒住上面，就很容易躲过这一关。

　　而反过来再思考一下，矿长到井下又能做什么？

　　如果当年亨利·福特只顾窝在车间里，福特汽车会有今天吗？如果卡内基整天和工人一起守着钢水炉，他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吗？当然，这些矿长还无法与这些大人物相提并论，但强迫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去一线工作，根本就是一件荒唐而违背商业规律的事。

　　这个规定禁不起多想：没有矿领导下井意味着对安全措施不抱信心，而如果把矿领导当作人质，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是不是这其中所有的逻辑都过于冷血了呢？政府在许多类似问题的管理上都让人哭笑不得。最近，陕西华县政府用油漆将山体裸露的石壁刷成绿色，以掩饰被乱砍乱伐得光秃秃的秦岭山体，算是给了上级一个交代；而河北等省市为了缓解国务院的施压，则干脆用拉闸限电的方式搞节能减排。

　　究其根源，政府就像矿场一样，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有的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因此便产生了一叶障目的畸形官场文化，使形式主义大行其道。

　　而另一方面，有时政府的决策不免显得过于强硬。山西省公布了最新的煤改方案，先前被迫离开的温州民营资本重新被挽留下来。由民间投资的小煤矿将被国企兼并重组，以子公司的形式依附于国营煤矿，其没有获得的补偿余款可作为资本入股，但在新设立的子公司中，民营资本最多只许占股49%，也就是将由国企掌握公司控制权。

　　乍看上去，山西省政府像是对这些温州煤窑主发了“慈悲”，不仅用股权的方式给了他们“合理”赔偿，而且还让其继续参与煤矿管理，相比之前以超低价折算其资产的方式，像是人道了许多。

　　但是细想起来，你会发现这样做山西政府可以一举三得。首先，挽留住了温州资金—如果温州商人大批撤离，势必会对当地经济、就业乃至消费造成较大的冲击，也势必会影响浙商在山西其他领域投资的力度；其次，山西自己并不想往外掏钱，就算按照最低价折算，所有补偿款如若兑现也将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而用入股的方式，本地国企几乎不用再追加什么投资就可占据合资公司51%的股权；再次，对浙江政府和外界舆论有了交代。它吃准了这些温州煤窑主已被套牢的心态，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甘心拿着很少的补偿金离开。

　　事实上民营煤老板们还是被排斥在外，方案中民营占股不得超过49%的规定让其在生产、销售、运输等运营环节都势必要受到国企的约束和控制。

　　说到底，这些煤老板们的私有财产权最终还是没能得到保护。山西省政府用一种近似光明正大的姿态掠夺了民间资产，而这种欺瞒民众的思路几乎与广西的那位矿长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