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赵蔚观，是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毕业生，1949年，曾随共和国上将——陈明仁司令率部于长沙起义，为和平解放长沙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曾任司令部作战参谋、人事处长等职。

    他的五叔赵美观是黄埔军校第22期毕业生。

    他的舅爹彭进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4期步科毕业，与蒋介石、吴佩孚、胡宗南等同为“保定”校友，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参谋处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处长，1931年兼任郑州警备司令，1932年任第1师副师长，1938年2月任第90军中将军长，6月任第17军团副司令，1940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拒赴台湾，并发动组织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同年5月在武汉迎接解放。国民革命时期，曾为林彪元帅和张灵甫将军的上司。虽身为胡宗南之副手——17兵团副司令，却是民主爱国志士，曾多次拒蒋之邀、拒赴台湾，还自发组织爱国人士为和平解放及保卫大武汉做过了很多工作。

    他叫赵同顺，是武汉市汉南区乌金农场正式农业职工，却因“土地安置”问题信访未果曾经流落街头，挂着“只讨公道不讨饭”牌子进行维权声讨。

      曾经从事渔业养殖小有名气
      从1987年开始到2004年3月，赵同顺连续17年在乌金农场承包固定精养鱼塘19.5亩。期间，赵同顺根据农场要求，户粮、劳资关系全部办理，成为了农场正式职工，并办理了市政府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即：《渔业养殖水面使用权证》。                             

    精通养鱼技术赵同顺，于90年代中后期率先并略有规模化的在当地发展甲鱼特种养殖，这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的，而且还先后进行过鲫鱼、黄颡鱼等专业养殖，并对附近一些农户也是悉心传授养鱼技术，曾为当地水产养殖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与促进作用。

      土地易主，渔业职工成了安置对象

    本来，赵同顺守着鱼塘，每年收入也有3万多，生活经营得有续而美满，可惜，好景不长。

    2004年3月，乌金农场将赵同顺等16户职工家庭承包的鱼塘资源全部“出让”给了杜家畈村和滩头村，不容分说地终止了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迫使赵同顺他们无条件放弃了鱼塘。

    当时，农场为了“顺利收回”16户职工家庭承包的鱼塘，特与16户签订了一份另行安置协议，也就是《安置办法》。“安置办法”规定：16户职工家庭，必须在当年3月1日前还清债务，交接完手续，并且要连续承包5年以上者，才能作为安置对象签字生效。

      由于时间紧迫任，赵同顺的房屋、甲鱼和部分常规鱼等不得不被迫贱卖，使得鱼类至少贬值2万多元，鱼塘也少卖2多万元，别无他法。

      因为汉南区所有农场的渔业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很早以前从外县、市迁来落户的，所以都只能在鱼塘的陆地上建房，宅基地也都就么“合法”的一处。赵同顺等因承包的土地易主，“唯一”的宅基地也没了，成为了安置对象。

      一场火灾又烧断了他的创业路

      失去土地后的几年里，赵同顺每年都多次找农场有关部门要求兑现安置土地，得到的回复总是“眼下资源紧张”，“等机会一定安排”。出于对农场的信任和理解，赵同顺一方面继续等待，一方面又自谋出路，以转包其他农户的高价土地为生，被迫四处搬迁，客居草棚。但是谁能料到，“屋漏偏逢连淫雨”，2009年的一场火灾，又烧毁了他的自谋出路。

      2008年初，赵同顺搬至区劳教所属地。次年11月6日中午时分，当地某村民在赵同顺“家”中无人之际，不听他人劝告执意在赵同顺数十亩瓜地、100多平米的棚屋旁放火烧荒，导致了赵同顺这唯一的居所及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农业工具机械、家用电器等全部烧毁殆尽，家中的8000元现金也化为灰烬无从理赔。消防部门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共逾5万多元。

      这场不幸的降临，对本来就已经处于艰难度日的赵同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生存信念变得愈发沮丧，再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继续原来的农业生产经营了。

      梦断“土地安置协议”

      赵同顺自谋出路遭遇火灾之后，走投无路，当年与乌金农场签订的“土地安置协议”就成了他唯一的念想了。于是，从今年初开始，又多次向农场、东荆街道提出要求落实“土地安置协议”的问题，但总是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无奈之下，赵同顺又多次向区及区以上几级信访部门求助，并递交“书面信访”材料。2010年3月17日，乌金农场就赵同顺的信访问题对区信访局的书面回复，彻底破灭了赵同顺的“土地安置”梦。

      本来，赵同顺的信访，希望是落实解决当年的安置协议，但东荆街乌金信访办的回复中确称，“因当时他认为水产公司渔池承包费较高，主动放弃水产公司承包资源，（并且有协议解决办法左证），后他找了一个承包费用较低的地方开始承包至今，后因多方原因又想回水产公司和农场安排承包资源，公司和农场也明确给该同志作了回复，目前肯定没有资源给他了，况且在当时（即2004年3月1日签订的协议），以现金的办法给予了安置。”

      至此，赵同顺才如梦初醒，自己苦苦等待了7年的土地安置，乌金农场根本就没有计划给予。

      拒绝土地安置的理由值得推敲

      看到东荆街乌金信访办的回复后，赵同顺既失望有愤恨，他认为，乌金农场拒绝给予他土地安置的理由，是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在赵同顺拒理力争的七年中，他看到了农场某些干部的另一面：为追求政绩与仕途，在“土地紧张”的背景下，有几千亩土地卖给外商建工厂，建商品房；他们几次进行农场职工或居民的“新农村建设”住房统计中，可以为关系人关系户大开方便之门，有些没户口的人都进行了登记，甚至有的一家可以分到几套经济廉价的统建房，有少数统建房更是成了某些人炒买炒卖的生财工具，却从不将他等纳入计划之列，还明确告诉他，“有户口也没你的份”。

    “我虽出生于“革命军人”之家，但我的前辈们在文革中屡受迫害、打击，却从未享受到国家半点照顾，始终因爱国之心而默默无闻、无怨无悔！我作为他们的后人，无异于他人，更无意于其他。我只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就算不能得以安居乐业，也应该‘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按《宪法》之规定应与他人享有平等的生存条件和权利，还我一个平等的生存权！以改善我今日更劣于他人正常生存之恶劣的生存状况。”赵同顺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道着自己的心声。

      赵同顺对乌金农场没有及时对他进行土地安置耿耿于怀：当初，要不是农场剥夺了我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迫使我“紧急”贱卖了鱼类和房产等，共造成经济损失4万多元，之后又不讲诚信，让我苦等了七年之久！如按当时同等鱼塘收益计算，还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在内，每年我鱼塘产生的收入为3万多元，我失去土地后这七年间的经济损失也超过20多万元。这些损失是谁造成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为了讨回公道，赵同顺也查阅了不少法律条款，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并把与自己的遭遇有关的法律进行了分类整理，其中包括土地安置的法律依据、宅基地的法律依据和赔偿失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法律依据。有了这些依据，但愿赵同顺这位黄埔后裔的维权路不再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