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设在京城的会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政府驻京办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一套专门的服务系统，甚至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规则。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提出，保留下来的驻京办将主要承担派出地党委、政府委托的工作，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交办事项，配合北京市做好维护首都稳定的有关工作。这些工作既体现了《意见》中肯定的驻京办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时，也针对了多年来驻京办饱受舆论诟病的“三大罪状”——“招待腐败”、“跑部钱进”和“阻截上访”，两者仿佛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发人深思。

　　一般认为，“招待”和“跑部”是驻京办最直接的两项职能。前者是指驻京办动安排派出地来京的官员及有关人员吃住玩乐，后者则是针对一些部委及某些实权人物展开公关。这两项职能灵活性很强，伸展空间也很大，被一些驻京办发展成为“招待腐败”和“跑部钱进”，一部分“招待腐败”本身也是由“跑部钱进”引发的。究其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跑部钱进”，根子在于项目、配额、财政资金等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不堪重负，不得不向上级和中央财政求援。后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转移支付的程序并不规范，各地乃将驻京办作为前哨据点，展开向中央部委争取资金、争夺项目的“跑部钱进”竞赛。

　　随着近年来维护稳定工作越来越受重视，驻京办“阻截上访”的职能也越来越突出。国办《意见》称“个别驻京办事机构还发生了严重的违纪违法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主要就是指驻京办违法阻截群众上访而引发各种事端。应当看到，群众之所以重复上访、越级上访，主要是由于他们反映的许多问题不能在地方和基层得到公正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源，同样在于国家的权力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央，使得地方和基层既缺乏为群众公正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加之迫于“群众上访数量与维稳工作挂钩”的政策压力，很多地方都以严控群众上访为维稳要务，驻京办于是成了地方政府阻截群众进京上访的“要塞”。

　　科学的解决之道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协调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从法律上严格规范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平衡，降低地方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逐步淡化直至取消驻京办“跑部钱进”的职能。此外，由中央向地方释放一些权力资源，使地方产生更大的体制创新动力，提高地方发展和保障民生、维护群众利益的行为能力，并逐步扩大地方民主选举和基层自治，改变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形成良性的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建立起完备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的问题大多能在地方得到公正解决，逐步淡化直至取消驻京办“阻截上访”的职能。

　　各地政府驻京办撤销625家，保留346家，撤销有撤销的道理，保留也有保留的必要，毕竟地方政府特别是省市级政府还需要驻京办继续承担各项工作。透过这样一个“加强和规范管理”的小手术，可以进一步看清驻京办去留背后的逻辑与是非，也看清通过改革理顺机制、妥善处理驻京办问题的方向。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