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阮次山的“至理”名言，“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无论“网络水军”，抑或“全民记者”，都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都是致力于信息的最大传播，所不同的是，前者更有组织性，预期目标更为明确，后者则更着重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益的表达。

　　单纯地看很容易让人得出，对“网络水军”严加管束，而对“全民记者”至少适度鼓励的判断。问题是，这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标志。特别是“网络水军”无所不在，除了“网络红人”与商业单位的利益纠葛，相当一部分网络公共事件并非肇始于商业诉求。人民网网络舆情监察室的统计显示，“2009年77件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有23件在网络论坛上率先曝光”，但“没有一件是在地方BBS曝光的”。不能曝光，是因为“对于本地网络论坛管理，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往往是一种比较惯性的思维，比如删帖”。如果“网络水军”可以除之而后快，那么，地方政府这类仅凭自己喜恶的删贴之举，又当作何理论？

　　实际上，回到网络以外的社会中来看，现实中并不乏类似“网络水军”的推手。众所周知，只要是明星，都有一帮人鞍前马后，维护形象；只要是产品，大都有公关部门，明里暗里与对方较劲。许多时候，只要这样的推手不违反法律，不影响到个人权益，从法理逻辑上看，就没有干涉的必要。当然，现今网络上也确有一些借“网络水军”打压对手的现象，但这种侵害他人权益的现象，在现有法律中并非找不到注脚。

　　相较于“网络水军”的勃兴，法律确需决断，以证其在网络空间的明确立场。但也应注意到，现实中有的地方曾意图借助规范“网络水军”、“人肉搜索”之名，立法约束网络监督现象。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些地方对网络个人表达的打击现象并非个案。虽然一些网民在网络上呈现的是“铁”的事实，结果因“网”获罪的现象接二连三。也虽然在网络和传媒的积极跟进下，网民权利大都得到了保障，但同类事件的频繁上演，还是让人对这类瞄准网络发言的定点打击心生恐惧。

　　对“网络水军”当然不应不论青红皂白地盲目支持，但即便专门立法，前提必须确保“全民记者”权益的充分体现。没有个体权益的充分彰显，谁都可能因被“网络水军”而遭致打击。况且，“全民记者”现象越普遍，越有助于戳穿“网络水军”那些别有用心的谎言，当然，对权力的监督也会更加凌利。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