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离休官员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日前他做了件轰动的事——“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原来，为帮助一群失地农民从苦难处境中解脱出来，杨维骏用政府为他专配的公车，带着12名失地农民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结果，一边是百姓称快，一边是云南政协某处长强烈责怪。（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4版）

　　只要一提到上访，就总有一些权力皱着眉头。从某种意义说，这种表情也是不成熟的表现。原因最简单不过，法律早就赋予公民上访的权利。从这个意义讲，“离休高官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其实给权力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既然法律已肯定了上访是公民权利，本身包含强大的救济功能，那么，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权力救济的维权行为，就应该得到权力充分的尊重与呵护。悲哀的是，杨维骏帮助上访者打通对话途径的举动，却受到一些权力责怪。真的不明白这是基于怎样的官场伦理，到底又在维护谁的利益？

　　不必讳言，尽管上访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但，上访者在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却经常要写满一脸悲怆。这是因为，在上访者践行权利的路途上，出现了深度的断裂。诚如杨维骏所说，那些失地农民的上访，总是遭遇踢皮球，如果他们自己去政协，连大门也进不去。而前

　　段时间，广州领导公开大接访，结果迎来市民连夜排队的“壮观场面”，也折射出当前一些部门仍然未能为公民提供足够畅通的信访路径，未能真正提高解决信访问题的效率。

　　要知道，那些上访者是带着民意而来。现代政治最应该讲求的，就是充分尊重民意。对于权力来说，如果不能真正俯身倾听民意，又拿什么来保证权力的理性与科学呢？特别是转型期社会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利益博弈，法律有时无法完全充当起社会矛盾的调节器，而很多贫弱群体又打不起官司，法律援助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时，就更需要拓宽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