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东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写下“救救我，想出去”，并署上姓名、日期（摄于4月17日）记者 王怡波摄

      当着记者的面，神智清醒的徐林东拿出笔，在黄色稿纸上写下:“救救我，想出去”。末了，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4月17日。

      这时的徐林东，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6年半。因为怕徐林东出院后继续告状，当初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政府（记者注:2004年，郾城县撤销，大刘乡改为大刘镇，划归漯河市源汇区管辖），6年多来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失去人身自由。

      据徐林东的家人叙述，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政府，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将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2009年12月7日,大刘镇政府又将其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4月21日，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到了徐林东2009年的住院病历和收费票据，所有证据都证明徐林东是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刘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的。

      4月22日，三弟徐桂林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提出让徐林东出院的请求。该院副院长丁红运当场拒绝:“那肯定不行，这得通过乡政府，你家属没这个权利。”

      被电击55次，两次逃跑、几度自杀

      4月17日周六上午，正是家属集中探望的时间，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东方今报记者以徐林东家属的身份，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见到了徐林东。“唉……”一见面，徐林东就一声长叹，“快6年半了。”

      接受采访的1个小时中，徐林东逻辑清楚、谈吐清晰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

      据徐林东回忆，1997年，他开始代理张桂枝的官司。2003年10月，正在北京帮张桂枝上访的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抓回来，先在当时的郾城县拘留所关了10天，后又被送到空冢郭乡一个皮革厂里关了4天。

      2003年10月30日，大刘乡政府把他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的徐林东，被强制进行各种“治疗”。徐林东说，医院给他打伏晨针（音），打完针之后，他的血压升高到180，后来又打伏晨，血压升高到200，“最近这5年之中，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除了打针，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6年多里，徐林东共“被他们捆绑过48次，过电过了54次，那滋味真不好受，有一次过电把我这儿（指着额头两处）都烤焦了，过了1个小时还多。”

      因为不堪被强制治疗之痛，徐林东两次尝试逃跑。有一次，他趁大家洗澡时，下楼偷跑，跑出医院外，但因地形不熟，被医院的人骑着摩托车追上。逃跑不成，徐林东还几度尝试自杀。“他们给我打伏晨，我实在是受不了啦。有一次我把吊扇上的电线弄开触电，没死成。后来在厕所我用头使劲撞墙，也没死成。”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期间，徐林东的身体不断恶化，不断生疮、生癣，“他们又不给我治疗，一直在里边关着，也不叫出去”。而徐林东的家人，直到2007年7月，才知道一直下落不明的徐林东被关在精神病院，这才到驻马店探望。

      关于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费用，徐林东肯定地说:“政府交的钱，大刘乡政府交的。”虽然徐林东没有亲眼见过乡政府的人交钱，但曾有护士跟他说起此事:“一开始一个月1300元，后来一个月1500元。”从护士口中，徐林东还得知:“如果我再上访，再找事儿，乡政府的当官的就会就地免职，所以不让我出去。”

      2009年12月7日，徐林东被大刘镇政府转移到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其原因，徐林东说是“因为他们（指弟弟和张桂枝）为了营救我不断（奔波），后来医院也不知道咋知道有报社（得知了消息），律师也来让我签代理协议，可能害怕这种事，所以才通知乡政府把人接走”。

      据徐林东回忆，从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转出来时，东王村村支书徐铁钢和大刘镇政府的人一道，去了五六个人。“因为我穿的是精神病院的衣服，出来时得换衣服，他们就去给我买衣服，弄了一件裤子和袄，其他啥都没有。没办法，我就把在驻马店医院的一件病号服也穿过来了。”徐林东掀开外套，露出里面的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病号服，上面印有“市精神病医院”字样。

      6年多来，视力越来越差，他现在写字都得拿放大镜。不久前，徐林东向张桂枝要过笔和本，说要写此前的经历。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稿纸上，记者看到，徐林东所写的仍全部是与张桂枝案件有关的申诉——关于自己的遭遇，则只字未提。

      如果不是因为张桂枝，徐林东不会在精神病医院一待就是6年多。

      张桂枝是徐林东的邻居，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东王村村民，丈夫耳聋，大儿子是脑瘫患者，而张桂枝自己则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这个五口之家只有女儿和二儿子是健全人。

      1997年2月，张桂枝开始考虑大儿子的婚事，打算拆掉老房建新房。麻烦来了。她先是和邻居王永安发生了宅基地纠纷，后又和乡土管所所长陈永和发生肢体冲突。她坚定地认为，乡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使用证上做了手脚。

      得知张桂枝的遭遇后，徐林东不顾家人反对，当即让张桂枝一家人在一个全权委托书上按了手印，帮助张桂枝状告乡政府。1998年6月，在两审皆输的情况下，徐林东带着张桂枝开始到北京“越级上访”。

      2003年10月14日，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派人从北京“抓”了回来。这就有了徐林东自述中提及的先关看守所后进皮革厂再送精神病院的那段经历。

      徐桂林说，2003年冬天，家里知道二哥被乡政府接回来后，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曾去乡政府送过衣服，但当时徐林东已不在那里，打听下落也没人告知。

      直到2007年7月，徐林东通过一个去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病的漯河老乡，才将消息传递给了家人。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赶去探望，这是徐林东在精神病医院4年多后第一次看到亲人。

      病历显示:徐林东很正常

      4月21日下午，在从郑州专程赶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的争取下，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到了徐林东在该院的病历。

      在一份病案号为“090459”的病历上，徐林东住院过程被详细记录:“2003年11月21日，被乡政府送入我院观察，2003年11月21日在我院司法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也就是说，徐林东被乡政府送来一个月之后，医院才做出了“偏执性精神障碍”，而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丽则称:“我们这儿先鉴定再收治。”

      徐林东的病历上，联系人一栏名字为“赵振”，在与病人关系一栏注明为:干群（干部与群众的意思）。

      而本报记者在大刘镇政府采访时，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干部里根本没有一个叫“赵振”的人。而病历上“赵振”的手机号码，是大刘镇分管政法的副镇长赵廷耀的。

      在一份徐林东2009年2月2日的住院证上，登记徐林东的住址为郾城县信访局，联系人一栏的名字是杨耀勤，与病人关系同样注明是“干群”。这些，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医务科张科长看来，“完全符合正常程序”。

      病历中，医院在对徐林东的检查中记录道:“意识清、仪表整，谈话接触可，尚能适应病房环境，对时间、地点、人物回答准确无误，饮食可，睡眠好，大小便正常，个人卫生知料理。认知活动方面:否认存在有感、知觉及感知综合障碍，谈话语速可、语量中等，在思维联想活动量和速度方面未发现异常。情感活动:情绪易激动，情感活动适切，无发现有病理性激情及强制性哭笑等，本能欲望如食欲、性欲无明显增强或减弱。无发现有关系妄想，被控制感等智能方面检查及记忆力方面检查，如常人谈话注意力集中，否认自己有病，拒绝住院治疗。”

      从这些描述看，徐林东无疑是一个正常人，医院最后的初诊结论仍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主要依据是:“在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公安局、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上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在对徐林东的治疗记录中，有使用“氯普塞吨”、氯氮卓等药物，还有多次电针治疗的记录。而病历中夹带的2009年2月~12月的收据显示，期间共缴纳了1.2万元左右的费用，缴纳人处填的是徐林东。徐林东告诉记者，这钱是大刘乡政府交的，不是他交的。

      从2009年9月到12月，张桂枝一直在驻马店奔波，她找到一个当地律师，也有地方媒体记者在她报料后前往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采访。院方感受到了压力，随即通知大刘乡政府把人领走。

      2009年12月7日，一辆红色面包车驶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车上下来的一个人张桂枝认识，正是他们的村支书徐铁钢，另外几个人则是乡政府工作人员。

      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丽告诉记者，出院手续中有乡干部“赵振”的签名，亲属签名是侄子徐铁钢。徐桂林说，徐铁钢虽然按辈分也叫徐林东叔叔，但绝非直系亲属。

      宋丽的说法是，大刘乡政府告诉她，徐林东被接走后就可以回家。而实际上，他又被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得知二哥被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以来，徐桂林没有放弃救他出院的念头。4月21日上午,记者和他一起赶到大刘镇政府，同来的还有该村村支书徐铁钢。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与徐桂林有这样一段对话——

      工作人员:我听说你想叫他回来？你把他弄回来，家里有地方住没有？

      徐桂林:住的地方有啊，他还有一套院，吃的也没问题。

      工作人员:现在回家咋弄，你也不能天天把他关屋里。

      徐桂林:乡里一年得一两万花，他在医院受着罪。

      工作人员:要是能不花钱跟你弄回来，谁都不想花钱。乡里这钱能不花谁都不想花，但是这没办法。

      4月22日上午，记者同徐桂林再次来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在病房区，徐林东找到了该院副院长丁红运。

      面对徐桂林想接哥哥出院的请求，丁红运说:“你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过来的，你跟乡政府协商，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徐桂林问:“可乡政府不是他直系亲属啊。”丁红运回答:“不是直系亲属，乡政府也有这个权力，直系家属没有。”

      丁红运说:“因为徐林东反复去北京告状，影响到了乡政府，影响到了社会治安，所以才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个事情只有通过政府协商。”

      律师常伯阳问:“他又没攻击他人，又没造成社会危害，难道非得强行收治吗？”丁红运说:“这个事情你找政府，医生没有权利解释。他的行为上可能没危害，但是他的认识上偏执，偏执本身就是个精神问题。”

      丁红运下了逐客令，“我再给你说一句，乡政府送来了可多（方言，很多的意思）人，你找乡政府的书记就可以了”。

    “2010年4月23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和网站刊发《状告乡政府漯河一农民被关精神病医院六年半》一文，文章披露2003年10月郾城县大刘乡（2005年划归源汇区管辖，更名大刘镇）农民徐林东状告乡政府，被乡政府送到精神病院的有关遭遇，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漯河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处，源汇区委区政府立即行动，23日上午11点30分召开区委区政府紧急会议，对迅速调查此事作出相关部署：

      一、对报道中涉及到的乡镇工作人员赵廷耀予以停职，等候相关部门的调查。

      二、成立徐林东事件领导小组，下设纪检、稳定、法纪、医疗四个工作组，由纪委、政法委、检察院、卫生局等部门介入，各司其职，尽快查明事实真相。

      三、区委区政府领导要求所有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本着“如果徐林东是你的家属应该怎么办”的态度，尽心尽力，尽快查清事实，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四、尽快联系漯河精神病院和徐林东家属，妥善照顾徐林东的日常生活。

      调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续调查进展，我们会尽快通报给各媒体和广大读者。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明确表态，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对涉及到的违法违纪人员，该移交司法机关的尽快移交，该党纪政纪处分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就在漯河市源汇区委宣传部向本报发来调查情况通报当天，大刘镇领导却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导演了一出出尔反尔的戏。据徐林东的弟弟徐桂林叙述，24日上午，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和一名姓孟的副书记及东王村村支书徐铁钢将徐林东家属叫去谈话，称同意家属将徐林东接走。下午3时许，孟副书记出现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门口，却突然反悔。

      孟副书记表示，第一，要将徐林东送到郑州做鉴定，如果确定病人没病，家属要向镇政府签协议作出保证，不让徐林东乱跑；第二，如果鉴定确实有病，要在精神病医院继续治疗。家属要求自己接徐林东出院遭拒绝。徐桂林告诉记者，镇政府态度很坚决，声称必须由镇政府尽快带徐林东去做鉴定，家属可以陪同，但不能由家属单独带他去看病。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做精神病鉴定，只能是在徐林东自愿的前提下，他如果没有意识能力、自我行为能力，应由他的家属决定是否带他去做鉴定、是否进行治疗，“这一切与镇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也没有权力这么做”。另外，“是否接他出院，不应根据他是不是有病来决定，而完全是由他的家属或本人决定，在这件事上，镇政府也没有任何的权力”。

      对于当前调查组的具体进度，漯河市源汇区委宣传部张副部长在短信中表示，调查组成员正在各地紧张调查取证，暂时无法接受采访。（记者王怡波 特约记者杨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