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一场由国家安监总局组织的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其主题就是如何建立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措施。

就在此前的3月28日,华晋焦煤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53人一度被困井下。华晋焦煤是中煤集团和山西焦煤共同投资的均股企业。两家股东都是煤炭行业中的大型国企,它们也是参与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七家国有大企业中的两家。

另外,去年中国4起特别重大煤矿事故中,就有3起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

煤炭业重组背景下的事故引起广泛关注。

参加讨论会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则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症结不在所有制的问题,在于监管体制的问题。他更关注的是,推动煤矿的可持续发展,既要重组,更要注重制度建设。

而对于“送领导干部下矿以减少矿难”的建议,周民良持肯定态度。

“死亡数字”逐年减少10年后要“几乎不发生重特大煤矿事故”

今年3月22日,当周民良在中国能源报上发表文章《建立抑制矿难发生的长效机制》时,他没有想到仅仅6天后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发生了。

此前,他还有一个“没想到”。

2009年11月19日,周民良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要重组,更要注重制度建设》,2天以后黑龙江新兴煤矿瓦斯爆炸,108人遇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骆驼山也发生重大透水事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

“一眨眼的功夫,就是几场矿难,太频繁了。”周民良在4月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温家宝总理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健全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周民良认为,从我国目前矿山生产安全形势看,建立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和抑制矿难发生的体制机制十分重要。

一个背景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垂直管理体制的建立,全国煤矿包括此前曾事故频发的山西省,煤炭安全生产能力有所增强。

据权威部门统计,从1999-2009年,全国煤炭总产量由10.4亿吨增长到29.5亿吨,增长近2倍；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由“十五”高峰期2002年的6995人减少到2009年的2630人,下降了62.4%；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事故次数由2000年的75起减少到2009年的20起,下降了73.3%。

“但是,横向对比来看,我国煤炭安全生产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与国际上煤炭安全生产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还屡有发生。”周民良说。

伴随着事故次数相对在减少的,是国家对于煤炭行业安全生产的“良好期待”。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院长、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德明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家有关规划中,2007年,煤矿安全生产要有稳定好转；2010年要有明显好转,百万吨死亡率控制到1.6以下；到2020年,能够实现根本好转,百万吨死亡率控制在0.4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几乎不发生重特大煤矿事故。

王德明承认,这个规划前景很好,但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任务很艰巨。

“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像美国,上世纪60年代,每年都因煤矿事故死亡2000多人,70年代下降到1000多人。”王德明说,目前我国的煤炭生产安全形势是波动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国煤”小概率事件频发不是条件差是管理不到位

根据国外专家的安全理论,在每起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发生之前,都有很多小事故,还有更多的没有造成损失的事件和隐患,它们的比例是1∶29∶300∶1200。只要煤矿平时加强管理,及时消除隐患,很多事故可以避免。

“现在煤矿作业安全性从过去的40%,增加到90%,但还有薄弱环节。大部分国有煤矿都能做到安全生产,但百密一疏。”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周心权说,国有煤矿小概率事件仍频频发生。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也有不少矿难的遇难者,但后来技术水平提高,机械水平提高,加强了监管,管理水平提高,死亡率就降低。所以说,条件是一方面,管理也是个重要方面。”周心权告诉记者,如何杜绝小概率安全事故发生,是衡量煤矿企业安全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国家安监总局通报称,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是今年以来发生在国有大矿的第二起严重透水事故,也是发生在基建矿井的又一起严重透水事故。

在王德明看来,目前王家岭矿难救援算是尽到最大努力了,但这次矿难是本可以避免的。

据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的通报,王家岭矿难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事发矿施工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章行为,未严格执行《煤矿防治水规定》,掘进工作面探放水措施不落实。

而《煤矿防治水规定》明确指出,要严格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一旦发现水患险情,及时将受水害威胁地点的作业人员撤到安全地点,并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水患。

“矿难频出的根本原因,在于防范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解决矿难问题不能依赖于事后的追究责任而在于事先的风险防范,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但关键是从机制上弥补管理漏洞。”周民良告诉记者。

送企业领导干部下矿哪怕下一两天,就会把安全生产放在心里

尽管山西发生诸多安全事故,对官员与矿主的惩处不能说不严厉,但并没有从机制上改变矿难发生的周期率。

4月7日,周心权教授前往国家安监总局参加了一场讨论会,其主题就是如何建立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措施。

“在讨论会上,我们会就相关规定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3月份以来的多起煤矿事故加速了这场讨论会的到来。”周心权说。

在美国留学8年,周心权教授很注意比较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管理力度、实际效果上和国外一些国家的差别。

对此,周民良也提出在矿难问责方面,中国要学习国外依法治矿。

“英国在治理矿难方面的司法实践是,如果因为忽略安全法规造成人员伤亡,矿长可能被逮捕入狱。如果是由于监管不到位导致的,还应该依法追究矿山管理者与监管者的渎职罪责。”周民良说。

在周民良看来,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导致煤矿安全生产出现事故后,相关人员得不到司法惩处的原因之一。

从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通报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岭矿透水事故内容不难发现,该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除了未严格执行《煤矿防治水规定》外,还有一条“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

山西王家岭矿难抢险救援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刘德政也于4月5日证实,指挥部已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按照事故调查的要求准备资料。

周民良认为,减少矿难的发生必须在管理机制上、监督机制上都要下功夫,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过于送企业领导“下矿”。

其实,送领导干部“下矿”早有规定可循。

2005年,针对当时矿难频发的严峻形势,山西省曾出台了一个《关于规范煤炭企业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的管理规定》,要求所有煤矿企业的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深入井下跟班作业,靠前指挥。

“很明显,目前一些煤矿负责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上,安全风险由职工来承担。现在必须要对管理者提出新的要求,比如像董事长、总经理也要强制规定下矿,哪怕是一天两天,就会把安全生产放在心里了。”周民良说。

煤炭业重组与国煤矿难“所有制与矿难没有一定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发生,有一个被外界广为提起的背景:山西煤矿业高调进行的重组。

王家岭煤矿,是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下属项目,该项目是国家和山西省“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

周民良认为,将山西煤矿重组的基本特征确定为优势煤矿兼并劣势煤矿是恰当的,而以优势企业重组劣势企业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

他告诉记者,症结不在所有制的问题。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院长王德明也表示,所有制与矿难没有一定关系。

针对事故率问题,周心权教授将国有大矿和私营小矿做了三个方面的比较:从人员伤亡看,国有大矿事故率只有小煤矿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国有煤矿从体制来看属于国家,私营煤矿更加追逐利益；国有大矿不论从管理、装备、理念和领导的重视程度,都相对较好。小煤矿一般存在侥幸心理,以盈利为目的,有隐患也坚持生产。

据周心权介绍,不管是从惩罚力度、监管力度,还是支持力度方面,现在我国对国有重点矿的安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一年支出30亿元,对装备和安全欠缺的矿给以支持。

“2004-2009年发生的9起死亡百人以上矿难,7起是国有重点煤矿。所以尽管它发生的次数少,国有大型煤矿规模大,下井人数多,尽管事故频率小,但一旦出事故就会出现群死群伤,社会影响力也更大。小煤矿事故频率高,总人数大,但零敲碎打,难以引起关注。”周心权说。

周心权教授也认为,过去因为明显的违章开采造成的事故较多,现在的国有大煤矿里明显违章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事故多因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因素造成。“不能因为这些事故简单否定国有大型煤矿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努力。”

[段子]网友引用二战案例促企业领导“下矿”

二战中期,美国空军降落伞质量不够好,合格率为99.9%,这意味着1000个跳伞的士兵,可能有一个士兵因为降落伞的问题而送命。军方要求100%,厂家表示无法完美。最后,军方改变了检测方法,从降落伞中随机抽一个出来,让厂家负责人跳伞,不合格率顿变为零。该方式对减少矿难有启发。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