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口下的储煤场和运煤通道上散落的煤渣还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开采过煤，煤道上，人工种上的200多棵白杨迎风沙沙作响。

　　红窑沟煤矿所在位置原属大同左云县范家村，由于过度开采，导致地下形成巨大的空洞，范家村上千口村民已被迫搬迁到左云县城居住。如今，这里无人光顾，每天只有看护矿井的崔锅扣老人会来这里巡视一下，防止有人挖开井口下井偷煤。

　　在问到当年矿难的细节，范家村人都说不知道，因为矿上不要当地人，范家村没有人矿上工作，事发后，矿上还封住了村里通往矿上的路。

　　村民：煤窑在我们村外，不在村内。

　　记者：您也没有去救人？

　　村民：我们村里走的路都切断了，不叫去。

　　记者：路都断了，不让走。

　　当年在这个矿上打工的多数是四川人，几经周折，记者终于在四川江油市九岭镇粉石村找到了两名当年的幸存矿工和遇难矿工张远华的妻子袁诗群。

　　5年前，张远华为了偿还家里欠下的2万多元的外债远赴山西大同煤矿打工，50天之后，妻子袁诗群欣喜地收到了他从煤矿上寄来的2000元钱，谁知第二天就出事了。

　　袁诗群：头一天给我打来2000元钱，第二天就出事了。

　　袁诗群找到了原村支书刘国权、以及江油市司法局中心法律事务所的刘辉、江仲才律师一行8人赶到山西。

　　山西之行让袁诗群终身难忘。当时，袁诗群提出要见丈夫的尸体，矿上派来的人当场拒绝。

　　同行的村支书刘国权回忆说，矿上的态度很明确，“不谈妥赔偿就不给看尸体”。

　　刘国权：尸体在一个地方，谈判在一个地方，我记得尸体在内蒙的一个医院里。最后火化在内蒙古火化的。

　　袁诗群说，那时正值山西的隆冬季节，雪下得很厚，没过了脚踝，她拖着一家老小来到千里之外的这个陌生之地，语言不通，不认识一个人。此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城成都。

　　袁诗群：走过来了连方向走找不到，只听别人摆布，我没出过门，成都都没去过，去找哪个呢？给我们弄到哪里去，就没有办法。

　　记者：你也没有想过要举报？

　　袁诗群：我哪敢，这是黑矿，这些公安局，干部都是矿上收买了的，你找谁都不行。

　　丈夫死了，找谁讨也讨不回来了。袁诗群说，她恨黑心的矿主，也怕黑心的煤矿。她说，没有想过找政府部门，更没想过打官司。现实点看，只希望多一点赔偿金了。她从报纸上知道，像张远华这种情况，政策规定可以获赔20万。但矿主的谈判代表说，这个法律在山西还没有实行。

　　袁诗群：我说我看报纸，在矿上死了的都赔20万，至少是20万，他说山西没有实行。我说那难道国家的东西只在我们江油实行啊？对方说：给你们的赔偿是矿工家属中最高的了。你们要闹也可以，去打官司，打官司至少一个月，你们这一行人就在山西等着吧。

　　袁诗群早有耳闻，邻村的矿工死了，4万元就了事了，矿上的态度就是要不要随便，不要拉倒。于是，袁诗群接受了这起矿难的“最高赔偿”，8万加来回路费，共9万的赔偿金。

　　袁诗群：过去了八个人，那边出了一万路费，赔了八万，加了一万路费，一共九万。

　　袁诗群回忆的场景，刘辉和江仲才律师也回述得很清楚：矿方来了5个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一上来只同意赔偿3万元。三轮谈判过后，赔偿数额最终确定为9万。

　　律师：包括差旅费，老人小孩的补偿款，都在内赔偿了9万。按照当时标准，他的赔偿已经算是很高了。他那个地方死个人，最高赔偿5万元。说实话，9万谈下来是非常艰难，艰难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