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鸿文 

　　针对一些煤矿领导没有履行好带班下井的规定，国家安监总局日前公布《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明确了煤矿、施工单位是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责任主体，每班必须有矿领导带班下井，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主要负责人每月带班下井不得少于5个。 

　　该规定是对安监总局此前公布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下井带班暂行规定》的细化，比如，为了防止煤矿领导作假，规定要求煤矿领导带班下井时，领导姓名应当在井口明显位置公示。煤矿领导每月带班下井工作计划的完成情况，应当在煤矿公示栏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等。同时，该规定还对违反规定的矿山及领导给出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应该说，相比以前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规定的细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 

　　但是，具有可操作空间和达到操作效果完全是两回事。这一点，从不断地重申这一制度安排可见端倪。按说，领导带班下井并不是新举措， 国务院五年前就要求矿领导原则上每月下井次数不得少于4次，煤炭大省山西当时也曾出台《关于规范煤炭企业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的管理规定》，要求所有煤矿企业的领导干部井下跟班作业。早就有规可循了，可一些地方既无动力也无压力去“循规”。 

　　有鉴于此，国务院在今年7月8日再次提出领导下井要求。可此后不久，仍然发生了几起矿难，而这几起矿难和以往的悲剧都有相似之处：蒙难者中只有普遍工人，少见矿工领导。消息传出后，激起舆论义愤。舆论的指向并非冷血地要求领导成为蒙难者，而是指向领导应重视矿山安全，要有人命大于天的意识。领导自己不敢下的矿，没权力要求普通矿工去冒生命危险。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下井带班暂行规定》是安监总局响应国务院要求，再次出台的一个强调性规定。可该暂行规定出台后不仅没有得到舆论的欢呼，反而引起强烈反弹。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矿工有权拒绝下井”上，在资强劳弱的现实语境下，这个“有权”或多或少“悬在空中”，矿工看得见，但摸不到，也够不着，无法兑现为实质权利。 

　　有规不循，有法不依，除了检讨执行力，还应检讨法规本身是否具有监督刚性。过去谈监督，习惯于两种模式，一是自上而下，由上级监督，可上级是利益关联者，监督形同虚设；二是自下而上，由矿工监督，可矿工的表达权、监督权被掌控，其监督效率同样打折扣。笔者以为，除了这两种模式外，更应强化社会监督，一、人大、政协有权力进行日常监督，上报并向社会公开监督结果；二、发挥媒体及民间组织等非利益关联方的作用，构筑立体的监督体系。 

　　社会监督之外，应加大处罚力度。而细读《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中对责任人的处罚，分别有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40%、60%、80%罚款，但这一递进式的罚款，则是根据发生一般事故、较大事故的、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而言，也就是说，如果没发生事故，领导并不承受任何经济损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此只看结果不看程序的处罚，一定会埋下安全隐患。至于“出现重大事故责任人终身禁任矿长”这一条，更容易破解，不当矿长可当书记，这一条也没有多少制约力。可见，该规定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此“似水柔情”，让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