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以上是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中的一段文字，他以此解读这个曾经“海内最富”省份的坎坷足迹与精神架构。

　　祖先的荣光，令今天的“老西儿”在自豪之余，更多的是几分尴尬。顶着“煤炭大省”的名号，山西却远离辉煌很多年，留下一个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收入和经济水平较低的尴尬现实。

　　山西煤炭采空区占全省面积1/8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采煤总量超120亿吨，其中约有3/4贡献给了全国。‘用满载煤炭的火车一列接一列，可以绕地球三圈’。”

　　2010年12月13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这样说。“然而，山西省万元GDP耗能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生态破坏相当严重。到目前为止，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区达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西国土面积的1/8。山西的万元GDP耗能和二氧化硫排放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山西每采一吨煤就要破坏2.48吨水。安全事故频发也使山西资源型经济面临重大压力。”牛仁亮表示。

　　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作为国内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山西省境内约有11座资源型城市，119个县 (市、区)中94个有煤炭资源分布，经过长期开采，这些县市已经接近或几乎接近“资源枯竭城市”。

　　而与之相比更显无奈和酸涩的是，山西居民并没有因采煤而致富，一掷千金的煤老板绝对不是山西的代表——目前山西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全国20位以后。

　　山西三十年挖煤路

　　山西的煤对于全国意义重大——山西被称为全国的“锅炉房”，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1/4，国内70%以上的外运煤、近50%的全球煤炭交易额来自山西，山西焦炭市场交易量占全国2/3以上……

　　发韧期——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夏冰说：“山西真正走上能源基地之路是在1979年。一方面是山西的煤炭基础好，煤种煤质都好，在能源安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区位优势上说，山西离东北和京津塘地区、山东等沿海地区这些煤炭的主要消费地最近，同时，山西离天津和河北的秦皇岛等港口也非常近。因此，国家确立山西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煤炭由此进入了高强度投资时期。”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武玉祥表示：“上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提出‘国家修路，群众办矿’的指导思想，继而又把这一指导思想演化为‘有水快流’的指导方针。于是乡镇煤矿发展非常迅速。”

　　“由于乡镇煤矿的迅猛发展，从1985年开始，全国煤炭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运输渠道不畅，煤炭积压滞销，导致煤炭压价倾销，自相残杀。山西的煤炭资源开发一度失控，乱采滥掘、采肥弃瘦、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现象十分严重。”

　　低潮期——

　　更大的变化是从1985年开始。

　　“山西能源工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武玉祥感慨，“也是这一年，国家决定，把煤炭、电力等国有大型企业全部上划中央，人为地将区域范围内整体的企业联系割裂开来，并在投资、税收、运输等方面制定了完全不对等的政策。山西国统七局(六局一公司)上划后，山西地方收入受到一定影响，更严重地影响了山西地方经济的补偿功能。同时，对山西统筹规划煤炭工业的体制改革带来很大的影响。”

　　“很多煤矿企业都很困难，五六个矿务局开不出工资。”武玉祥回忆起当时的局面，“大同矿务局的口号是‘干部工人二百三，齐心协力渡难关’，而汾西矿务局的工资标准则被称为‘234’：地面职工月工资200元，井下普通岗位300元，井下一线岗位400元。煤矿企业职工的地位和收入都非常低。”

　　到了1999年，山西的各项指标在全国几乎都是倒数的。

　　黄金期——

　　“2003年开始，国有煤矿才开始扭亏。此前20年一直处于全行业亏损局面，这是国家政策的原因，山西能源基地建设20年来，因为煤炭价格不合理，成本倒挂，据我们估算，价值流失在2000多亿元。但是国家没有对这方面的损失有所补偿。”武玉祥告诉记者。

　　2003年山西省经济效益连创历史新高，全省生产总值完成2445.6亿元，增长13.2%，增幅创近19年以来最高水平。三项工业经济指标增幅在全国排名第一。

　　不仅如此，这种高度依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曾使山西经济高速增长。在煤炭等能源产业支撑下，山西GDP在2001年至2007年间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两万元大关。

　　壮士断腕实施“煤改”

　　中小煤矿曾为国家能源供应做出过贡献，也积累了诸多“沉疴”。绝大多数中小煤矿先天投入不足，保障安全生产能力差，2007年山西乡镇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总数的70%，百万吨死亡率是重点大矿的17.8倍；小煤矿资源浪费严重，资源回收率15%左右，仅相当先进水平的1/4，按中小煤矿年产3.5亿吨煤计算，每年要浪费10亿吨左右煤炭资源。在山西，有人甚至给一些小煤矿总结了“四宗罪”：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草菅人命、腐蚀干部。

　　2008年年末，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山西省“壮士断腕”，在当地实行了煤改，此举在全国引发了关注。数据显示，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初见成效，全省矿井数量由 2008年前的约2600个，整合至目前的1000个左右，矿井平均产能也由30万吨/年提升至90万吨/年。

　　山西唯一资源枯竭城市——矿竭城衰，孝义寻求转型突破

　　2008年，国家发改委确定了首批12个资源枯竭城市，2009年，又公布了32个资源枯竭城市，目前，我国共有44个已确定的资源枯竭城市。

　　作为山西唯一的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孝义查明的矿产资源很丰富，但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程度发展更快，为此，孝义市也在努力寻找替代产业。

　　资源枯竭带来社会影响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夏冰一直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走向很关注，她提到：“人们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概念不太明白，但对它带来的影响一定不陌生，资源减少，需求的劳动力就会减半；占用的炼制煤焦的农用土地不能再用；出去寻找活路的人多了，留守人员更多了，类似于‘矿竭城衰’的现象更明显。”

　　孝义已查明的储煤面积占到总面积的82.8%，探明储量90亿吨，还分布有铝、铁、石灰石等数十种探明储量的矿产。但这些也带来了发展的尴尬：环境污染变得严重，经年累积的煤矸石高达上亿吨；二是产业结构失调，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为2.5∶74∶23.5，支柱产业中传统资源型煤焦化、煤电铝、煤钢铁的比重过大，且产品初级、工艺粗放。矿藏资源接近枯竭，有50个村因资源枯竭、煤矿关闭、土地塌陷荒废而导致村民无业可就、无地可种。

　　孝义全市采掘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均占到工业总产值和从业总人数的45%以上，资源型企业税收占到全市财政收入的70%以上。

　　寻找传统产业的新型发展

　　夏冰提到，目前“申枯”的这些城市主要有三种心态：取得国家支撑，拿到钱；戴上资源枯竭城市的帽子，便有了政策优惠，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城市建设和发展。

　　孝义人民在难题面前，选择了找寻政策优惠，转型向更深一层发展。一方面加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另一方面启动并大力扶持发展非资源型、环保型、高科技型的新兴产业。并由此形成主导产业实力雄厚、新兴产业多元驱动的五大基地，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焦化工业基地；全省一流的现代化煤炭生产基地；全国一流的铝材、铝合金基地；辐射周边区域的现代服务业基地；全省一流的现代农业基地。

　　为了提升焦炉工艺技术和提高装备水平，从2008年开始，孝义市对焦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新的规划：发展3—5个500万吨规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7.63米焦炉，整合提升现有焦化产业，高起点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焦化工业基地。有欧罗福、金岩、金晖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资源整合、产业兼并等方式，提升了产业规模档次，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旗舰式企业。

　　煤老板的华丽转身

　　2009年以前，薛宇铭还是个搞煤化工的“煤老板”，煤改后，他们开始了新的尝试，薛宇铭从英国引进了一个新鸭种，进行生态肉鸭养殖及深加工项目，成了远近闻名的“鸭司令”。

　　类似薛宇铭这样的“煤老板”在孝义还有很多，在转型中，他们多数选择从事其他行业，身影遍布文化、旅游、服务等各个领域。

　　除煤老板外，最初的煤焦企业也转而从事其他非资源性的生产开发，这样的案例在孝义目前已有七八十家。

　　本报记者 闫淑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