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导致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

　　1979年到1985年，农村包产到户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时期。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温铁军认为，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平均劳动力市场价格差别已经不断扩大到5倍以上，农业主产品生产的劳动力价格与非农产业平均劳动力价格差别甚至10倍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2009年9月9日证实，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约在1400块钱左右。以此计算，农民工年收入16800元，是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的3倍多。到城市打工的收入远远超过务农的收入，直接吸引了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到城市务工而不愿意留在农村种地。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已有2.3亿农民工。按照目前的城市化发展趋势，每年还有上千万农民进城务工。按照2009年的人口构成数据，有5亿农民是适龄劳动力，其中 40-60岁有2亿。如果农民进城务工的趋势不发生改变，那么以此推算，再过20年到2032年，还将有2亿农民进入城市，而这部分主要是青年农民。尤为需要关注的是，如果城乡收入差距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新生代农民也必将因缺乏留在农村的动力，而继续流向城市，这将导致种地农民的再生力量发生断层。极而推之，所有农村的新生劳动力都将离开农村而进入城市，届时，中国农村将会出现无人种地的局面。

　　30—50岁是农民劳动能力最高的时期，20年后留在农村的只有2009年为40-60岁、2032年为63-83岁的2亿种地农民，真正有劳动力的可能不足1亿。以此推算，10年内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就将不断下降，中国的粮食生产也必定出现大幅下滑，如此，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提前10年到来。而且，未来一旦真的出现没人种地、没有人会种地的局面，粮食安全形势将极为严峻。

　　当前农村劳动力再生产面临的困境、粮食安全面临的危局迫切需要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到种地农民再生产断层的问题，充分认识到留住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种地农地对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通过发展农村来留住农民，从而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1、放开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8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日本人均耕地是5.85亩，是中国的4倍。2010年中国大米最低收购价不足2元每公斤，而日本普通大米为25元每公斤。美国人均耕地是中国的9倍，而粮食价格与中国相当。从经济学物以稀为贵的原理出发，中国的粮食价格至少应当与日本相当、远超美国，但当前的价格远低于此。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价格变动情况，什么时候价格上涨，种地的人就增多，粮食产量就会上升。要让中国的农民愿意留在农村种地，最根本的就是提高国内粮食的价格。

　　2、确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真正贯彻“耕者有其田”，“有”绝不仅指耕种土地的权利，而且包括处分的权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真正能用来缩小城乡差距的资源。只有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市场化价值，农民的地位和收入才有可能大幅度提高。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是对征用耕地的30年使用权的补偿，而商业用地产权是40年，居住用地产权是70年，均超过30年，征收农村土地相当于是城市发展对农村资源的公开掠夺。

　　3、坚决破除两个垄断。要保证农民对其土地的权利，必须破除两个垄断，一是政府对土地国有化的垄断，二是政府对土地交易的垄断。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打破土地供应垄断的现状，形成土地供给竞争性的市场，形成持续竞价供地的机制。这样，农民的土地权利才能获得市场化的价格。

　　4、大力实施农村吸引力提升工程。要让农民愿意在农村种地，关键是要增加农村的吸引力，让他们感到以做农民为荣，以从事农业为荣，以扎根农村为荣。具体来说，要大幅度增加农村财政投入，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保障水平，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要与城市同部署、同推进、同水平。同时要对农村金融采取区别化的优惠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农村，比如降低农村金融公司、互助基金、小额贷款银行的监管标准，免除营业税务费用，建立坏账抵销基金等等。

　　5、引导农民再组织化。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的组织化，如成立农会农协、妇女会等为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的分散性导致交易成本高昂，通过推动农民再组织化，一方面可以增强农民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节约农村资源，提高农村经济效率。这一点日本的农协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国内一些地区也有非常成功的做法，只是需要政策放开推广全国而已。

　　(作者：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